讀《戰爭與和平》，兼談托爾斯泰的爲人與信仰 (第2/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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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爾斯泰在高加索和塞瓦斯托波爾先後寫下一些隨筆和短篇小說，還有一篇充滿浪漫氣息的關於自己童年生活的中篇小說。這些作品在一本雜誌發表後，受到廣泛的好評，也因此，在他離開戰場回到聖彼得堡時，受到了當地文人的熱烈歡迎。然而，他卻不怎麼喜歡他們，直到後來他們也不喜歡他了。他自認爲是一個坦誠的人，卻從不相信他人的坦誠。他與當時的流行觀念格格不入。他動輒就要發火，粗暴地駁斥他人，全然不在乎別人的感受。屠格涅夫曾說，托爾斯泰習慣用審判官似的目光打量他人，這讓人不勝困窘。這種審判官似的目光，再加之刻薄辛辣的挖苦，足夠叫人惱羞成怒。他總是對他人近乎苛刻地非難，可一旦讀到一封提到他時不太尊重的信，他就會立刻向寫信者提出挑戰。他的朋友曾費了很大的勁才阻止他進行一場荒謬的決鬥。

那段時間，俄國颳起了自由主義的大風，解放農奴在當時是壓倒一切的大事。托爾斯泰在首都過了幾個月放蕩的生活後，回到雅斯納雅·波良納。他向莊園裏的農奴提出一項計劃，要給他們自由，卻遭到拒絕，因爲農奴們不相信他。後來，他爲農奴們的孩子開辦了一所學校。他的教育觀念很新穎：學生可以不上學，在學校裏也可以不聽教師講課，沒有人會因爲不遵守紀律而受到懲罰。他整天和學生們待在一起，親自教他們讀書，晚上陪他們一起玩，給他們講故事、唱歌，一直到深夜。

正是在這期間，托爾斯泰與一個農奴的妻子生下了一個私生子。多年以後，這個名叫提摩西的私生子成了他的幾個孩子的馬車伕。托爾斯泰的傳記作者們對此興趣頗濃，因爲托爾斯泰的父親也曾有過一個私生子，而且這個私生子在後來也成了家裏的馬車伕。以我之見，托爾斯泰在道德上是有過失的。我本以爲托爾斯泰想解救農奴，讓他們脫離貧窮、困苦和接受教育是出於真誠之心，但既然他抱着一種自我譴責的道德良心，至少也該爲他的私生子做些什麼吧。屠格涅夫也有一個私生女，可他很照顧她，讓她接受教育，始終關心她的幸福。我時常懷疑，托爾斯泰在看到自己的私生子（他至少和他有血緣關係）在爲小兒子們（他們不過是合法婚姻的產物）驅趕馬車時，心裏會不會感到絲毫的羞愧？

托爾斯泰的性格有個很大的特點：對新鮮事物總是滿懷熱情，卻又很快歸於厭倦。他缺乏一種堅韌持久的沉穩品質。因爲對自己的努力結果感到失望，他的學校在開辦兩年後就關閉了，因爲常常疲倦和不滿，身體狀況也越來越差。他後來回憶說，要不是結婚這件他尚未嘗試的事情吸引着他，他的人生只怕早已陷入絕望。

他決定試着結婚了。那一年，34歲的托爾斯泰娶了18歲的索尼婭爲妻，索尼婭是貝爾斯博士的小女兒。貝爾斯博士作爲一名內科醫生，在莫斯科的上流社會中頗有聲望，也很受歡迎，他也是托爾斯泰家的老朋友。婚後，他們在雅斯納雅·波良納定居。最初的十一年間，索尼婭生了八個孩子，後來十五年她又生了五個。托爾斯泰熱愛騎馬和打獵，騎術也很不錯。結婚後他的經濟狀況有了很大的改善，於是他買下位於伏爾加河東面的一座新莊園，算起來，他擁有的土地大約有一萬六千英畝。他開始過上了如大多俄國鄉村貴族一樣的按部就班的生活。那時的俄國，大多數貴族的經歷無非是這樣：年輕時賭博，酗酒，玩弄女人，結婚後便定居在莊園裏，生兒育女，騎馬打獵，經營自己的產業。和托爾斯泰一樣，這些貴族中間的不少人有自由主義傾向，他們爲農奴的無知、貧窮以及惡劣的生活狀況感到憂慮，一心想改變農奴的命運。然而，托爾斯泰有一點與他們不同，在過着相同生活的同時，他寫下了世界上最偉大的兩部小說——《戰爭與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對於這種事情的發生，我們無法解釋，這就好比蘇塞克斯郡的一個老派紳士的兒子[12] 竟然能寫出《西風頌》一樣。

據說，年輕的索尼婭極富魅力，她有着姣好的身材、漂亮的眼睛、性感的鼻子，還有一頭烏黑髮亮的秀髮；她活力四射，精神飽滿，嗓音悅耳動人。婚前，托爾斯泰寫過一段時間日記，日記中有他自己的希望和思考、祈求和自責，也記錄了他的一些過錯，例如酗酒、嫖妓和其他事情。與索尼婭訂婚後，本着不向未來的妻子有所隱瞞的精神，他向她公開了自己的日記。索尼婭大感震驚，流着淚看完，徹夜未眠。第二天，她把日記還給他的同時寬恕了他。然而，寬恕並不等於忘記。兩人都屬於容易激動的人，而且個性都很強，一般來說，這樣的人總會有一些脾氣令人難以承受。索尼婭苛刻，佔有慾強，嫉妒心重；托爾斯泰則是既嚴厲又固執。在孩子出生後，托爾斯泰堅持要索尼婭親自給孩子餵奶。她本來也願意這麼做，只是有一次，由於剛生完孩子，她的乳房疼得厲害，就把嬰兒交給奶媽餵養，誰知托爾斯泰竟爲此大發脾氣。他們時常吵架，但最終又會和解。他們始終深愛着對方，總體而言，他們擁有着美滿的婚姻。托爾斯泰的工作很辛苦，既要管理莊園，又要從事寫作。由於他的筆跡很潦草，在完成每張手稿後，索尼婭都要謄寫一遍。因此，她越來越善於辨認他的筆跡，甚至僅憑自己的猜測，就能整理好他那些倉促記下的簡短筆記和不完整的句子。據說，她整整謄抄過七遍《戰爭與和平》的手稿。

西蒙教授曾經這樣描述過托爾斯泰的一天：“早飯時，全家人聚在一起，男主人的妙語連珠使得用餐氣氛既輕鬆又活潑。飯喫完，他起身說一句‘該工作了’，便倒杯濃茶，鑽進書房。一直到下午，他再次出來鍛鍊身體，通常是散步和騎馬。到五點鐘，回家喫晚飯，經常是狼吞虎嚥。喫飽以後，他會講述自己散步時的所見所聞，講得生動有趣，令所有人開懷大笑。飯後，他回到書房讀書，到了晚上八點，他和家人及來訪者一起喝茶、聽音樂、朗讀，或者和孩子們玩遊戲。”

之後的許多年裏，托爾斯泰一直持續過着這樣的生活，這是一種忙碌而有益的、令人心滿意足的生活：妻子養育孩子，料理家務，幫助丈夫謄抄手稿；丈夫則騎馬打獵，管理莊園，搞自己的小說創作。然而，托爾斯泰正一天天逼近50歲，對任何男人而言，這都是一個危機時期。青春已逝，回首過往他不禁自我詢問，這一生究竟得到了什麼；展望前路，暮年將至，他又不免對暗淡的前景心生沮喪。他這一生，總有一種恐懼如影隨形——那正是對死亡的恐懼。人固有一死，除非遇險或者身患重病，絕大多數理智的人平時是不會想到死亡的。然而，在托爾斯泰眼裏，死亡卻是一種近在眼前的凶兆。他在《懺悔錄》一書中這樣描述自己當時的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