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戰爭與和平》，兼談托爾斯泰的爲人與信仰 (第5/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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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身體狀況開始變得糟糕。之後的十年中，他生了很多次病，有一次嚴重到差點死去。在這一時期認識他的高爾基曾這樣描繪過他：“他身材瘦小，頭髮灰白，眼睛卻比以前更加有神，看人的目光也更加銳利，他的皺紋很深，蓄着一把又大又長的白鬍子。”他已經是個80歲的老人了。一年過去，又是一年，他82歲。他衰老得很快，看起來將不久於人世，但夫婦倆仍然爲那些無聊的爭吵所苦。顯然，切爾特科夫並不像托爾斯泰那樣視財產爲罪惡，他在雅斯納雅·波良納附近買了一座莊園，這更加方便了他和托爾斯泰之間的往來。他開始催促托爾斯泰實施那個在死後向社會公開所有著作權的計劃。這一行爲激怒了托爾斯泰的夫人，因爲這樣一來托爾斯泰在二十五年前劃歸給她的那些小說版權無疑會被剝奪。長久以來，她和切爾特科夫之間積累起來的敵意終於爆發成一場公開的爭辯。除了深受切爾特科夫的影響的小女兒亞歷山德拉，孩子們都站在母親一邊。雖然托爾斯泰早已把莊園分給他們，但他們仍然不想過他所希望的那種生活，更弄不明白爲什麼非要放棄版權，白白丟掉一大筆收入。面對家裏人的施壓，托爾斯泰仍舊執意立了一份遺囑，宣佈在他去世後，所有作品的版權都將贈送給公衆，存留的手稿也交由切爾特科夫保管，以便他向所有願意出版他作品的人們提供方便。在這份遺囑尚不具備法律效力的情況下，切爾特科夫勸托爾斯泰另立了一份遺囑。他們偷偷將公證人帶進家中，爲不驚擾托爾斯泰夫人，他們將書房的門緊緊鎖好，就在書房裏，托爾斯泰親手把遺囑抄了一遍。這份遺囑中，托爾斯泰按照切爾特科夫的提議將所有作品的版權劃歸給了小女兒亞歷山德拉。切爾特科夫後來說起這麼做的理由：“我認爲，托爾斯泰的夫人和子女一定不願讓一個非家庭成員繼承和管理他的版權。”他說的有道理，這份遺囑會使其他人失去最主要的收入來源。但是，這仍然沒有讓切爾特科夫感到十分滿意，他自己又起草了一份遺囑，在他莊園附近樹林中的一個樹樁上，托爾斯泰又將遺囑抄了一遍。在這份遺囑中，切爾特科夫得到了手稿的絕對控制權。

留存的手稿裏，最重要的是托爾斯泰晚年的日記。他早期的日記一直由索尼婭保管，但最近十年的日記都交給了切爾特科夫。索尼婭一直想把這十年的日記要回來，一方面因爲這些日記的發表可帶來豐厚的收入，更重要的是，索尼婭不願讓這些真實記錄着夫妻間不和的日記公之於衆。她派人到切爾特科夫那裏要回日記，被切爾特科夫拒絕了。她甚至以服毒和自縊來威脅，要切爾特科夫歸還日記。托爾斯泰無法忍受索尼婭的狂怒，便從切爾特科夫那裏把日記取回來，卻並沒有交給她，而是存入銀行的保險箱。爲此，切爾特科夫寫了一封信給他，關於這封信，托爾斯泰在日記中寫道：“我收到來自切爾特科夫的一封充滿埋怨和責備的信。他們讓我心碎，有時候我真想離開所有這些人，一個人走得遠遠的。”

很年輕的時候，托爾斯泰便一直想要遠離混亂和困苦的塵世，去某個地方隱居，在孤獨中進行自我完善。像其他許多作家一樣，托爾斯泰把這種願望的實現交由兩個小說中的人物，《戰爭與和平》中的彼埃爾和《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這兩個人物形象就是他自己性格的真實寫照。如今，他的生活狀況使得他更想及早地實現這一願望。妻子和兒女們使他煩惱不已。朋友們認爲他應該完全踐行自己的理想，他們的責備也是他苦惱的來源。甚至有許多人因爲他的言行不一而備感痛苦，他們幾乎每天給他寫信，在信中責備他虛僞，這讓他萬分傷心。有個虔誠的信徒來信請求他放棄自己的莊園，將自己的財產分給親戚和窮人，不能留下一個戈比，然後再像乞丐一樣去流浪。托爾斯泰寫信回覆他：“我被你的來信深深打動，我的夢想和你建議的完全一樣，但目前我還做不到這點，這其中有太多的原因……最主要的是我必須不能影響到其他人。”其實，人們採取某種行動的根源往往深埋在他們的下意識裏，我認爲托爾斯泰之所以沒有去踐行他的朋友的建議和自己的良心要求，是因爲他下意識裏並不真的想那樣做。作家的心理通常有一個特點，雖然對於每個研究作家生平的人來說，這個特點顯而易見，但我還從未聽人正式談起過，那便是：對於一個具有獨創性的作家，在某種程度上，他們的作品便是他們內心因爲某種原因而遭受壓制的本能、慾望、白日夢（隨便你叫什麼）的昇華，這些東西以文學的形式表現出來後，作家便擺脫內心的壓力，不再會採取進一步的行動了。然而，這種發泄方式並不會使他們完全滿意，仍然會有某種缺憾留在他們心中。這正是爲什麼作家大多會讚美體力勞動者，因爲動筆的人會懷着一種不自覺的妒意羨慕行動的人。托爾斯泰熱衷於體力勞動，很可能就是爲了擺脫自己內心某種慾望的壓力。也就是說，托爾斯泰通過寫作沒能發泄掉自己全部的慾望，他想尋求其他的方式去宣泄，而這種無意識的宣泄行爲，卻被他真誠地認爲是做着一件正確的事情。

當然，托爾斯泰是一個天生的作家，他以最動人、最富有戲劇性和趣味性的方式表現自己的作家本能。我想，他是爲了讓自己的觀點顯得更加鮮明，纔在他那些帶有說教性質的論著中失去了控制，如果他好好想一想，這些觀點會得出怎樣的結論，也許他就不會把它們發揮到如此絕對的地步。他的確承認過，妥協在理論上雖不被允許，但在實踐中不可避免。但這樣的話，他就必須放棄自己的整個立場，因爲既然妥協在實踐中不可避免，那麼要想徹底踐行他的理論就是不可能的事，他的理論就一定有問題。然而，即便托爾斯泰自己想做出某種妥協，那些一批又一批來到雅斯納雅·波良納的滿懷崇拜心情的信徒也不會同意，這便是托爾斯泰的不幸。信徒們逼迫這位老人做出某種戲劇性的行動來滿足他們的願望，這確實有些殘忍。托爾斯泰的學說牢牢地禁錮住他自己。他的著作引起的強烈反響（當然並不全是災難性的）以及人們對他的尊敬、崇拜和愛戴，這一切都把他推向了一條他並不想走的絕路。

這是因爲，儘管托爾斯泰最後離家出走並在旅途中去世，使他決定出走的並不是良心的感召或信徒們的催逼，而是爲了暫時逃離他的妻子。事出偶然，那晚他上牀睡覺，不一會兒聽到妻子在書房裏的紙堆中翻找什麼。由於自己不久前瞞着妻子立下了一份遺囑，這個祕密一直盤踞在他心中，他隨即想到，一定是索尼婭聽說了這件事，所以她想找到那份遺囑。於是他在她離開書房後起牀，拿了幾份手稿，打包了一些衣服，叫醒一位正住在他莊園裏的私人醫生，說自己打算離家出走。這時，亞歷山德拉也醒來了。他們把車伕從牀上叫起來，套好馬車，在私人醫生的陪伴下，托爾斯泰上了馬車，駛向火車站。早上五點，火車站很擁擠，天下着雨，寒風悽悽，他們不得不冒着風雨站在車廂末端的露天小平臺上。托爾斯泰有個妹妹在沙瑪丁的修道院裏當修女，他們在沙瑪丁下了車，並且和隨後趕到的亞歷山德拉集合。亞歷山德拉帶來消息，母親已發現他們的出走，並且想要自殺。這件事索尼婭以前可不止做過一次，只是每次她都下不了決心，不過是在家裏引發一陣忙亂和紛擾而已。亞歷山德拉建議托爾斯泰繼續趕路，一旦母親知道他在哪裏，肯定會匆匆趕來。因此，一行人登上了去羅斯托夫的火車。由於之前就感冒未愈，經過火車夜行的折騰，托爾斯泰病得更加嚴重了。同行的私人醫生只好讓托爾斯泰在中途一個名叫阿斯塔波夫小車站下車。站長在聽說病人是托爾斯泰後，馬上把自己的房間讓了出來。

第二天，托爾斯泰發電報給切爾特科夫。亞歷山德拉則偷偷寫信給她的哥哥，要他從莫斯科帶一個醫生過來。由於名氣太大，托爾斯泰的一舉一動實在很難保密，不到二十四小時，索尼婭就從新聞記者那兒得知了他所在的地方，帶着孩子們趕到阿斯塔波夫，這時，托爾斯泰已病得十分嚴重，爲避免打擾到他，醫生沒有讓她走進房間。很快，托爾斯泰生病的消息便傳到了世界各地。短短一個星期之內，阿斯塔波夫的車站上擠滿了政府代表、警察、官員、新聞記者、攝影師和其他形形色色的人。他們臨時居住在側線上停靠的火車車廂裏，當地的電報局一時也忙得不可開交。陸陸續續來了更多的醫生，托爾斯泰的牀邊最後有五個醫生同時照看。他經常處於昏迷中，清醒的時候則在擔憂妻子，他不知道自己在哪裏，也不知道索尼婭就在房間外面，他只知道自己命不久矣。他一生都懼怕死亡，可現在他不再害怕。在清醒的時候，他不斷地叫喊：“逃吧！逃吧！”索尼婭被允許進房間探望他的時候，他已失去知覺。她跪在地上吻他的手，他嘆了一口氣，但是沒有跡象表明他意識到了妻子在自己身邊。1910年11月7日，一個星期天，早上六點過幾分，托爾斯泰離開了人世。

爲寫這篇文章，我反覆讀了幾遍愛爾默·莫德創作的《托爾斯泰傳》，還有他翻譯的托爾斯泰的《懺悔錄》。莫德和托爾斯泰及其他的家人都熟識，這是他的有利條件，關於托爾斯泰的生平，他的敘述也十分有趣。但遺憾的是，大多數人想知道他的看法，他卻很少談到。此外，我還閱讀了西蒙教授寫的托爾斯泰傳記，這本傳記內容翔實，詳盡而可信地提供了許多有關托爾斯泰的事實。也許出於謹慎，這些事在愛爾默·莫德的《托爾斯泰傳》裏沒有提及。在我看來，西蒙教授的托爾斯泰傳記是英語傳記文學中的經典之作，必將長久地流傳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