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苦難生涯與《卡拉馬佐夫兄弟》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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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多爾·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於1821年,他的父親是貴族,在莫斯科的聖·瑪麗醫院當外科醫生。他對自己與生俱來的貴族身份相當重視。服刑期間,他的貴族身份曾被剝奪,爲此他深感苦惱,於是一從獄中獲釋出來,他就竭盡全力求助幾個頗有影響力的朋友爲他恢復身份。和歐洲別的國家的貴族制度不同,在俄國,人們可以通過多種不同的途徑獲得貴族頭銜,有的在政府部門謀到適當的職位,或是使自己比農民和商人更加富有,都可以自封爲貴族。事實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屬於一般的白領家庭。他的父親性格嚴厲,放棄自己的一切享受和閒暇只爲使自己的七個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在他們還很小的時候,父親就教會他們適應生活的不幸與艱苦,做好承擔生活職責和義務的準備。孩子們一起擠在醫院兩三間醫生宿舍中,不允許單獨外出,更沒有零花錢。他們沒有一個朋友。父親除了在醫院任職外,還靠私人營業獲得一些額外收入,最終在距莫斯科幾百英里外買下一座小小的莊園。到了夏天,母親才帶着他們去莊園生活,也正是從那時起,他們第一次感受到自由的滋味。
費多爾16歲那年,母親便去世了。父親將家裏年齡較大的兩個兒子米哈依爾和費多爾送去彼得堡一家軍事工程學校讀書。哥哥米哈依爾由於身體太弱被拒絕入學,費多爾不得不和他親愛的哥哥分開。他常常感到孤獨和苦悶,父親不願意,也沒能力再給他錢,他也因此連書籍、靴子等生活必需品也買不起,甚至交不起學校規定的費用。在安置好兩個大兒子後,父親又把另外三個孩子寄養到孩子們在莫斯科的姨媽家裏,他關閉了私人診所,帶着兩個年幼的女兒住進了鄉下的莊園。他開始酗酒,對孩子們變得非常嚴厲,對莊園裏的農奴更是十分殘暴。終於有一天,他被幾個農奴殺死了。
那是1839年。費爾多雖說對待工作缺乏熱情,卻總算得心應手。他完成學業後找到了一份工程局繪圖處的工作。他一年有五千盧布的收入,這其中除了自己的薪水,還包括從父親那兒繼承的部分家產。他自己租了一套房間,開始沉迷於打撞球和賭博,大肆揮霍錢財。這年年末,他對自己繪圖處單調、乏味如削馬鈴薯一般的工作終於感到厭煩,便辭職而去。可這時的他早已欠了一屁股債。也正是從這時起,他一直困在債務中,直到去世。他一直難以改掉花錢大手大腳的這個習慣,即使因爲揮霍無度而陷入絕境,也從不懂得自我剋制,他的性情亦反覆無常。曾有一位對他頗有研究的傳記作家認爲,他對金錢的需求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這一點連他自己也認同。一旦覺得自己有了錢,就會千金散盡,只爲滿足自己的虛榮心。後面我們就會看到,他是如何屢屢陷入自己陋習的泥沼而難以自拔的。
還在學校讀書的時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就開始創作一箇中篇小說,也正是在寫完這篇小說時,他下定決心當一名作家。這篇小說便是《窮人》。那時的文學圈裏,他只認識格里戈羅維奇和涅克拉索夫。後者曾向他約寫一篇評論,他卻將自己的小說拿給了他。那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很晚回到家中,在和朋友們朗讀和討論了一整晚他的小說後,大概凌晨四點的時候,他才走回住處。由於毫無睡意,他便坐在敞開的窗前欣賞夜色,直到一陣門鈴聲響起。“是格里戈羅維奇和涅克拉索夫!他們激動地衝進房間,眼含淚水,不停地擁抱我。”那天晚上,他們輪流大聲地朗讀了他的小說,讀完之後已是深夜時分,他們還是決定馬上去找他。“就算他睡覺了也沒事,”他們說,“我們必須得叫醒他,這可比睡覺重要得多。”第二天,小說手稿就被涅克拉索夫送到了當時最著名的批評家別林斯基手裏。別林斯基在讀完小說後表現得像那兩人一樣,興奮不已。就這樣,這篇小說得以發表,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因此一舉成名。
他並不爲自己的成功而感到得意。有位名叫巴納耶娃·戈羅夫耶娃的夫人這樣描述她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印象,她當時邀請他去她的公寓做客:“一眼就發覺,新來的客人極其羞怯、敏感,他身材瘦小,一頭金髮,臉色略微有些病態,小小的灰色眼珠轉來轉去,顯得很不安,嘴脣蒼白而且不停地抽搐。他幾乎認識在場的每一個客人,卻羞於和他們交談。有幾個常客甚至想以趕他出去的方式來提醒他,應該和大家打成一片。那晚過後,他便常來拜訪我們。他也漸漸不再膽怯,直到後來,他甚至……熱衷於進行完全自相矛盾的辯論,藉機放縱自己,滿口胡言。事實上,即使他失去自制力,開始標榜自己作家的身份,傲慢而自負地炫耀自己時,仍舊帶着年輕人的那種羞怯。換一種說法,突然從一個燈光耀眼的入口走上文學舞臺,贏得世界上許多一流文學家的讚美後,他被衝擊得恍恍惚惚、頭昏目眩了。他是一個極其敏感的人,在那些二流的年輕作家面前,他無法掩飾自己的得意感……他用略顯苛刻、自負的口氣,盡情地在同行們面前炫耀自己不可估量的才能……尤其是,他懷疑所有的人都想要蔑視他的天才。他對別人的每一句話都仔細分析,一旦發現有人想要狡猾地貶低他,或者哪怕用某一個字眼侮辱他時,他便怒火中燒,立即發起一場爭吵,向想象中那個侮辱他的人發泄自己心頭冒出的怒火。就這樣,他成了我家的常客。”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一個簡單平常的客人,也不是一個引人注目的貴客。當時他躊躇滿志地簽了合同,準備寫一部長篇和幾個中篇。他肆意揮霍預支的稿費,生活放蕩不羈。他不聽朋友們的勸告,而是不斷地和他們爭吵,哪怕是幫助過他的別林斯基也不例外。他從不相信人們會“真誠、純粹地讚美他”,他說服自己,堅信自己是天才,是俄國最偉大的作家。與此同時,日益累積的債務逼迫着他不得不快速寫作。一種神經性疾病長期糾纏着他,他不得不擔心疾病發作後自己會發瘋或者得上肺病。受此影響,他創作的短篇小說均以失敗告終,長篇小說也令人不忍卒讀。那些之前讚美他的人達成共識般開始轉而攻擊他,他的創作生涯宣告結束。
就這樣,他的文學創作突然中止。隨後,他加入了一個年輕人的祕密小組。深受當時西歐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這些年輕人試圖進行社會改革,尤其針對俄國的農奴解放和書報檢查制度。他們並沒有採取任何反政府行爲,只不過每星期組織一次聚會,對種種社會問題進行討論。儘管如此,他們還是被警察盯上了。全體成員被捕,並在不久後便被判處死刑。執行死刑的士兵剛要舉槍行刑,信使送來命令,改死刑爲流放西伯利亞。就這樣,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判處在鄂木斯克監獄服四年苦役。刑期結束,他又被勒令去服兵役。在被押往彼得堡要塞執行死刑的那天,他曾給哥哥米哈依爾寫過這樣一封信:
今天是12月22日,我們集體被押送至謝米洛夫斯基廣場,準備執行死刑。十字架送來讓我們親吻,匕首在我們頭上折斷,喪服(白襯衫)也已準備妥善,隨後命令我們中間的三人站到木柵前被處死。我是這一排的第六個,我們被分成三個組,我屬於第二組,我沒幾分鐘可活了。我想念你,哥哥,想念你的一切!生命的最後時刻,唯有你佔據在我的心中。我第一次意識到我有多愛你,我最愛的哥哥!我還有擁抱帕來斯契耶夫和杜洛夫的時間,他們就站在我的身邊,在向我道別。最後,另一個命令傳來,那幾個本來準備到木柵跟前受刑的人又被帶了回來。傳令的人向我們宣讀了文件,說是皇上准許我們活命,又一一宣讀了最後判決。只有巴姆一人被完全赦免,他被帶到與他的判決相同的那一排人中間去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後來寫過一部成功的作品,描述了自己在監獄服刑的可怕經歷。我們在他的描述中看到,入獄不到兩個小時,他這個新犯人就和那些老犯人如家人般相處得親密無間了。他解釋道,這和跟貴族紳士們的相處不同,面對他們,不論他怎樣謙卑、忍耐,或者怎樣顯示智慧,得到的始終是鄙視、痛恨、不被理解和信任,更不會被當作朋友或者同伴。然而,儘管服刑的幾年中他漸漸不再成爲衆矢之的,他依然感到痛苦,像個陌路人一樣,孤獨始終如影隨形。他曾經歷過短暫的榮耀,現在卻再也不是一個像樣的紳士了。他在獄中的生活卑微、窮困而潦倒,正如同他的出身。他的朋友(同時也是獄友)杜洛夫深受衆人的愛戴,這令他更加覺得痛苦和孤獨。陀思妥耶夫斯基向來自負、多疑而急躁,他性格上的弱點正是導致這種狀況的部分原因。儘管有衆人的陪伴,他仍覺得孤獨,這種孤獨讓他開始自我反省。“這種精神上的遊離,”他寫道,“給我機會去回顧以往的生活,細察自己每一個微不足道的行爲動機,無情地、嚴肅地審判自己。”在獄中,他唯一能夠讀到的書是《新約聖經》,他反覆研讀,深受每一個字句的影響。也正是從那時起,他開始宣揚基督教義,在自身性格所能允許的範圍內,他逐漸變得謙卑而虔誠,不斷壓制自身的普通人性需求。“不管經歷了什麼,你都得始終保持謙卑,”他寫道,“要想着你過去的生活,想着你將來的生活,想着你的靈魂裏深藏着怎樣的卑劣和邪惡。”獄中生活使他變得不再傲慢和自負,出獄後,他不再是一個革命者,反而成爲一名堅定的教權和法律的維護者,同時也變成一個癲癇病人。
苦役刑滿後,他接着被送往西伯利亞的駐防部隊中服兵役,繼續服刑。那裏的生活極其艱苦,但在他看來,這些艱苦正是對他自身罪孽的應有懲罰。他曾謀求的社會改革是一大罪孽,對此他已認定。他在寫給哥哥米哈依爾的信中說:“我並不抱怨,這是我的十字架,我必須揹負它。”1856年,得益於一個老同學爲他說情,他離開原先的部隊,生活條件有了改善。他開始自己的社交生活,還愛上一個名叫瑪麗亞·德米特里耶芙娜·伊沙耶娃的女人,她已經有孩子了,是一個政治流放犯的妻子。她的丈夫後來死於酗酒和肺病。據說,她是個相貌美麗的金髮女人,個子中等,身材苗條,高貴而多情。除了這些信息,人們對她知之甚少,只知道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樣生性多疑、嫉妒心強,且喜歡自憐。他成了她的情人。但沒過多久,她就跟隨丈夫移居到四百英里以外的另一個邊境驛站去了。而她的丈夫也不久便死在那裏。在獲知她丈夫的死訊後,陀思妥耶夫斯基立即寫信給她,向她求婚。但她猶豫不決,一方面是因爲兩人的貧窮,另一方面是因爲她已移情於一個名叫瓦格諾夫的“品德高尚而富有同情心”的年輕牧師,並已成了他的情婦。儘管深陷熱戀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嫉妒得發狂,但是在自我貶抑的強烈衝動下,又或是小說家將自己當成小說人物的幻想,他做出了一個出人意料的舉動。他鄭重宣佈,瓦格諾夫是他情同手足的朋友,他懇求另一位友人出資,幫助瓦格諾夫和瑪麗亞·伊沙耶娃完成婚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