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苦難生涯與《卡拉馬佐夫兄弟》 (第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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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出生於日內瓦，他爲此欣喜若狂。但他仍然在賭。每當賭輸了，他就一直沉浸在後悔中，認爲自己無藥可救，竟然輸光了妻子和孩子急需的錢。然而，只要身上還有幾個法郎，他便忍不住回到賭場去。孩子在出生三個月後不幸夭折，這讓陀思妥耶夫斯基痛不欲生。儘管安娜·格利高裏耶芙娜再次有了身孕，他卻覺得，對於另一個孩子，他再也拿不出給第一個孩子的那樣深刻的摯愛了。

《罪與罰》大獲成功後，陀思妥耶夫斯基着手創作另一部小說——《白癡》。出版商在一個月裏寄給了他兩百盧布，卻依然無法使他擺脫困境。爲此他不斷要求預支稿費。《白癡》出版後，結果不盡如人意，他又着手寫一部中篇小說——《永久的丈夫》。之後，他又開始一部新長篇的創作（便是在英國被稱爲《羣魔》的長篇小說）。

據我所知，這時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已經花完了所有的貸款。他不得不帶着妻子和孩子不停更換住所，他開始思念故鄉。他從未停止對西歐的厭惡，巴黎的文化和榮耀、愜意舒適的生活、德國的音樂、巍峨雄偉的阿爾卑斯山、明媚深邃的瑞士湖、優雅的多斯加尼，還有佛羅倫薩輝煌的藝術珍品，一切都令他心生厭惡。他認爲，西歐的資產階級文明是腐敗的、頹廢的，並且在不知不覺間同化着他。“在這裏，我變得越來越褊狹、遲鈍，”他在米蘭時寫道，“我和俄國斷了聯繫，我接觸不到俄國的空氣和俄國的人民。”他認爲，倘若自己不回到俄國，將永遠無法完成《羣魔》的創作。安娜也想回國，只是苦於沒有錢作旅費，他們已經從出版商那裏預支了所有的稿酬。出於無奈，陀思妥耶夫斯基只好再次求助於出版商。這時候，《羣魔》的前兩章已在雜誌上發表，出版商出於對中斷連載的擔憂，只好爲他們寄來了回國的旅費。就這樣，他倆總算回到了聖彼得堡。

在去世前十年的187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50歲。他成了熱忱的斯拉夫派成員，寄希望於俄國能夠拯救世界。《羣魔》出版後，大獲成功，斯拉夫派的朋友們爲陀思妥耶夫斯在小說中對激進派的大肆攻擊而喝彩。他們覺得可以利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政治鬥爭中反對當時激進派的改革主張，便提供給他優厚的報酬，委任他主編一份叫作《公民》的雜誌。由於和上司在某個問題上存在意見分歧，在工作一年後，他便辭職了。雖然同樣是反對改革，但他不能接受上司對某些問題的觀點。這時，富有實幹精神的安娜開始參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出版事務，她自己通過籌資出版了丈夫的作品，竟然賺了不少錢。正因如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晚年時經濟上相對寬裕，最後幾年的生活也過得比較簡單。他寫了一系列以《作家日記》爲題的隨筆，反響很好，他便扮演起了導師和先知的角色，儘管很少有作家願意這樣做。除此之外，他創作了長篇小說《少年》和他一生中的最後一部長篇《卡拉馬佐夫兄弟》。在1881年去世時，陀思妥耶夫斯基忽然聲名鵲起，同時代的許多偉大作家都向他表示了深切的敬意，他的葬禮被認爲是“一個讓聖彼得堡永遠悲痛的最不尋常的事件”。

我大致敘述了他一生中的主要事件，儘量不加評論。然而，他仍會給你留下這樣的印象：一個性格異常古怪的人。無論是作家、畫家、音樂家，還是演員，他們有藝術家的通病——自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自負卻是空前的。他好像從未向任何人談論過他自己或者他的作品，這可能是出於自負，也可能是因爲他缺乏自信，就是現在人們所說的自卑感。也可能是這個原因，在他生前，他曾公開地藐視同時代的作家。一個自信的人是不會把自己的獄中經歷轉化爲如此的忍耐與服從的，但是我們要是認爲他既接受當局對他判處得合理，又忍不住竭力自我辯解，那也是合乎邏輯的。在前文中，我已經說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試圖贏得人們的關注和尊敬時，卻又把自己貶低到了什麼地步！他缺少起碼的自控能力，也許是因爲他一直忍受癲癇病的折磨，發病時他完全不能控制自己。只要他一陷入激動的情緒，理智和禮儀就會被他拋棄得一乾二淨。因此，他會完全不顧重病的妻子，去巴黎和波琳娜·沙斯洛娃見面；而當這個輕浮的年輕女子拋棄他時，他仍執意想與她結婚。他的狂賭更是明顯地出賣了他的性格弱點。狂賭讓他越來越貧困。在日內瓦時，爲了餬口，他甚至開口想向人借五個或十個法郎。

你大概還記得，爲了履行合同，陀思妥耶夫斯基趕寫了小說《賭徒》。這部小說不算成功，但值得注意的是，小說女主人公波琳娜·阿歷克山德羅芙娜正是以波琳娜·沙斯洛娃爲原型的。這部小說表現的是一種愛恨交織的典型人物形象，屬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早期素描作品。在他後期創作的作品中，這一典型形象有着更爲詳盡的描寫。書中還有一個有趣的地方，作者用精準的筆法描述了一種他內心深處的激情，同時將一個賭徒在受這種激情驅使而遭遇到的不幸描寫得淋漓盡致。讀完這本書，你馬上便了解了一個這樣的人，在羞恥心的包圍下，他還是做出了那些使他遭遇不幸的事：他追求他愛而不得的女人；他擅自挪用雜誌的作者基金只爲賭錢，而非爲了寫作；因爲抵擋不住誘惑，他死乞白賴地向朋友要錢，儘管他們對此已經無比厭煩。他是一個愛出風頭的人。實際上，書中無論大大小小的人物，不管從事什麼行業都喜歡標新立異。他在書中生動地描寫道，運氣有時會眷顧那些心懷卑劣慾望的人。這個幸運的賭徒被人們當作偉大人物般圍攏着，注視着。在人們的讚美與驚歎中，他成爲所有人關注的焦點。他終於勝利了，並陶醉在自己的成功裏。他感到自己是命運的主人，在他看來，他的直覺是如此正確：他是自身運氣的主宰。

“只要我一拿出自己的直覺，我便能在很短的時間內改變自己的命運，”他發出賭徒式的狂呼，“直覺是最偉大的能力。只要記住七個月前我在輪盤賭桌上最後一次輸錢的經歷。啊，那是個多麼非同尋常、多麼有力的證明啊！在我輸光一切，走出賭場後，發現外衣的口袋裏竟然還剩下一個盾（荷蘭貨幣）。‘我得喫點飯。’我當時想。但還沒走到一百步，我就改變主意決定回去。最終，那個盾成了我最後的賭注……當時我的心中有種很奇異的感覺：我孤身一人在異國他鄉，遠離祖國和朋友，在不知道接下來有沒有飯喫的情況下——把身上僅剩的一個盾押上了，結果我贏了。二十分鐘後我離開賭場，同時衣兜裏揣着一百七十個盾。這就是事實。有時候，這就是最後一個盾能夠起到的作用。倘若那時候我灰心喪氣，會是怎樣一種情況？倘若我沒有做出孤注一擲的選擇，又會如何？”

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前的老友斯特拉霍夫曾爲他寫過傳記。那期間，他曾在給托爾斯泰的一封信中談到他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感受。我將這封信做了一些刪節，翻譯如下：

我在寫作的同時，不得不抑制自己的厭惡，甚至憎惡的情緒……陀思妥耶夫斯基怎麼也不能被當成一個善良快樂的人。他行爲放縱，嫉妒心極強，真的算不上好人。在他的一生中，他如一頭猛獸般橫衝直撞，這讓他顯得既可笑又可悲。他很聰明，卻又很邪惡。在瑞士，當着我的面，他對待僕人的態度是那麼惡劣，直到僕人不堪忍受，對他大喊：“可我也是個人呀！”我至今仍然記得，我在聽到那句話後，心中是多麼震驚！當時的自由瑞士，到處是人權思想。於是，我寫信給一個宣揚人性論的朋友，向他講述了這一情形。對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這種情況並不少見，他無法控制自己的脾氣……最糟糕的是，對自己做出的卑劣行爲，他從不懺悔，反而以此自得與吹噓。維斯卡費托夫（一位教授）告訴過我，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吹噓說他在澡堂裏強姦過一個小女孩，她是由一個家庭女教師帶到澡堂來的……然而，他說這些話時，又帶有一種愚昧的感傷情調，似乎想強調他那種誇張與無益的人道主義夢想。這些人道主義夢想是他作品中的主要基調與傾向，也是他的作品被我們喜愛的原因。總之，他的所有小說都在竭力爲自己開脫，它們表明，最可怖的邪惡與最高尚的感情有可能同時存在……

陀思妥耶夫斯基那種感傷情調無疑是愚昧的，他的人道主義誇張而無益。他與“人民”保持着一定的交往，但“人民”始終與進步的知識階層相對立。他寄希望於俄國的改革，對“人民”的苦難命運深表同情。儘管激進派一直試圖改善和他的關係，但他仍然未停止對它的猛烈攻擊。他認爲，解救窮人悲慘現狀的唯一的方法是“理想化他們的苦難，將其理解爲一種生活的方式”。顯然，相對實際的改革，他的建議更是一種宗教般的象徵性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