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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很多年過去了，李章要我爲《音樂愛好者》寫一篇文章，他要求我今天將文章傳真給他，可是我今天才坐到寫字桌前，現在我已經坐了有四個多小時了，前面的兩個小時裏打了兩個電話，看了幾眼電視，又到外面的籃球場上去跑了十圈，然後心想時間正在流逝，一寸光陰一寸金，必須寫了。
我的寫作還在繼續，接下去我要寫的開始和這篇文章的題目有點關係了。我經常感到生活在不斷暗示我，它向我使眼色，讓我走向某一個方向，我在生活中是一個沒有主見的人，所以每次我都跟着它走了。在我十五歲的時候，音樂以簡譜的方式迷惑了我，到我三十三歲那一年，音樂真的來到了。
我心想：是生活給了我音樂。生活首先要求我給自己買了一套音響，那是在一九九三年的冬天，有一天我發現自己缺少一套音響，隨後我感到應該有，幾天以後，我就將自己組合的音響搬回家，那是由美國的音箱和英國的功放以及飛利浦的CD機組合起來的，卡座則是日本的，這套像聯合國維和部隊的音響就這樣進駐了我的生活。
接着，CD唱片源源不斷地來到了，在短短半年的時間裏，我買進了差不多有四百張CD。我的朋友朱偉是我購買CD的指導老師，那時候他剛離開《人民文學》，去三聯書店主編的《愛樂》雜誌，他幾乎熟悉北京所有的唱片商店，而且精通唱片的品質。我最早買下的二十來張CD就是他的作爲，那是在北新橋的一家唱片店，他沿着櫃檯走過去，察看着版本不同的CD，我跟在他的身後，他不斷地從櫃子上抽出CD遞給我，走了一圈後，他回頭看看我手裏捧着的一堆CD，問我：“今天差不多了吧？”我說：“差不多了。”然後，我就去付了錢。
我沒有想到自己會如此迅猛地熱愛上了音樂，本來我只是想附庸風雅，讓音響出現在我的生活中，然後在朋友們談論馬勒的時候，我也可以湊上去議論一下肖邦，或者用那些模棱兩可的詞語說上幾句卡拉揚。然而音樂一下子就讓我感受到了愛的力量，像熾熱的陽光和涼爽的月光，或者像暴風雨似的來到了我的內心，我再一次發現人的內心其實總是敞開着的，如同敞開的土地，願意接受陽光和月光的照耀，願意接受風雪的降臨，接受一切所能抵達的事物，讓它們都滲透進來，而且消化它們。
我那維和部隊式的音響最先接待的客人，是由古爾德演奏的巴赫的《英國組曲》，然後是魯賓斯坦演奏的肖邦的《夜曲》，接下來是交響樂了，在我聽了貝多芬、莫扎特、勃拉姆斯、柴可夫斯基、海頓和馬勒之後，我突然發現了一個我以前不知道的人——布魯克納，這是卡拉揚指揮柏林愛樂演奏的《第七交響曲》，我後來想起來是那天朱偉在北新橋的唱片店拿給我的，當時我手裏拿了一堆的CD，我根本不知道有這麼一張，結果布魯克納突然出現了，史詩般敘述中巨大的絃樂深深感動了我，尤其是第二樂章——使用了瓦格納大號樂句的那個樂章，我聽到了莊嚴緩慢的內心的力量，聽到了一個時代倒下去的聲音。布魯克納在寫作這一樂章的時候，瓦格納去世了。我可以想象當時的布魯克納正在經歷着什麼，就像那個時代的音樂正在經歷的一樣，爲失去了瓦格納而百感交集。
然後我發現了巴托克，發現了還有旋律如此豐富、節奏如此迷人的絃樂四重奏，匈牙利美妙的民歌在他的絃樂四重奏裏跳躍地出現，又跳躍地消失，時常以半個樂句的方式完成其使命，民歌在最現代的旋律裏欲言又止，激動人心。巴托克之後，我認識了梅西安，那是在西單的一家小小的唱片店裏，是一個年紀比我大，我們都叫他小魏的人拿給了我，他給了我《圖倫加利拉交響曲》，他是從裏面拿出來的，告訴我這個叫梅西安的法國人有多棒，我懷疑地看着他，沒有買下。過了一些日子我再去小魏的唱片店時，他再次從裏面拿出了梅西安。就這樣，我聆聽並且擁有了《圖倫加利拉交響曲》，這部將破壞和創造，死亡和生命還有愛情熔於一爐的作品讓我渾身發抖，直到現在我只要想起來這部作品，仍然會有激動的感覺。不久之後，波蘭人希曼諾夫斯基給我帶來了《聖母悼歌》，我的激動再次被拉長了。有時候，我彷彿會看到一九〇五年的柏林，希曼諾夫斯基與另外三個波蘭人組建了“波蘭青年音樂協會”，這可能是世界上最小的協會，在貧窮和傷心的異國他鄉，音樂成爲了壁爐裏的火焰，溫暖着他們。
音樂的歷史深不可測，如同無邊無際的深淵，只有去聆聽，才能知道它的豐厚，纔會意識到它的邊界是不存在的。在那些已經家喻戶曉的作者和作品的後面，存在着星空一樣浩瀚的旋律和節奏，等待着我們去和它們相遇，讓我們意識到在那些最響亮的名字的後面，還有一些害羞的和傷感的名字，這些名字所代表的音樂同樣經久不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