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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譯者白睿文）和《許三觀賣血記》（譯者安道）九十年代就被翻譯成了英語，可是在美國的出版社那裏不斷碰壁，有一位編輯還給我寫了信，他問我：“爲什麼你小說中的人物只承擔家庭的責任，而不去承擔社會的責任？”我意識到這是歷史和文化的差異，給他寫了回信，告訴他中國擁有三千年的國家歷史，漫長的封建制抹殺了社會中的個人性，個人在社會生活中沒有發言權，只有在家庭生活裏纔有發言權。我告訴他這兩本書在時間上只是寫到七十年代末，九十年代以後這一切都變了，我試圖說服他，沒有成功。此後我的作品繼續在美國的出版社碰壁，直到二〇〇二年遇到我現在的編輯蘆安·瓦爾特（LuAnn Walther），她幫助我在企鵝蘭登書屋站穩了腳跟。
找到適合自己的出版社的根本原因是找到一位欣賞自己作品的編輯，德國最初出版我的書的是Klett-Cotta，但九十年代末他們出版了《活着》和《許三觀賣血記》之後就不再出版我的書了，幾年後我才知道原因，我的編輯托馬斯·威克（Thomas Weck）去世了。我後來的書都去了S.Fischer，因爲那裏有一位叫伊莎貝爾·庫布斯基（Isabel Kupski）的好編輯，每次我到德國，無論多遠，她都會坐上火車來看望我，經常是傍晚到達，第二天凌晨天沒亮又坐上火車返回法蘭克福。
二〇一〇年我去西班牙宣傳自己的新書，在巴塞羅那見到出版我的書的編輯主任埃蓮娜·拉米雷斯（Elena Ramirez），晚飯時我把一九九五年與法國那家最大出版社編輯的對話當成笑話告訴她，結果她捂住嘴瞪圓了眼睛，她的眼神裏似乎有一絲驚恐，她難以相信世界上還有這樣的編輯。那一刻我確定了Saix Barral是我作品西班牙語版的出版社，雖然當時他們只出版了我兩本書。
下面我要說說和讀者的交流了，我經常遇到這樣的問題：中國讀者和外國讀者的提問有什麼區別？這個問題在外國會遇到，在中國也會遇到。然後一個誤解產生了，認爲我在國外經常會遇到社會和政治方面的提問，而在國內不會遇到。其實國內讀者提問時關於社會和政治的問題不比國外讀者少。文學是包羅萬象的，當我們在文學作品裏讀到有三個人正在走過來，有一個人正在走過去時已經涉及了數學，三加一等於四；當我們讀到糖在熱水裏溶化時已經涉及了化學；當我們讀到樹葉掉落下來時已經涉及了物理。文學連數理化都不能迴避，又怎能去迴避社會和政治。但是文學歸根結底還是文學，無論在中國還是在外國，讀者最爲關心的仍然是人物、命運、故事等這些屬於文學的因素。只要是談論小說本身，我覺得國外讀者和國內讀者的提問沒有什麼區別，存在的區別也只是這個讀者和那個讀者的區別。當我們中國讀者閱讀外國文學作品時，吸引我們的是什麼？很簡單，就是文學。我曾經說過，假如文學裏真的存在神祕的力量，那就是讓讀者在不同時代、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歷史的作家的作品中讀到屬於自己的感受。
在和國外讀者交流時常常會出現輕鬆的話題，比如會問在中國舉辦這樣的活動和在國外舉辦有什麼不同？我告訴他們，中國人口衆多，中途退場的人也比國外來的全部的人要多。還有一個問題我也經常遇到：與讀者見面印象最深的是哪次？我說是一九九五年第一次出國去法國，在聖馬洛國際文學節的一個臨時搭起的大帳篷裏簽名售書，坐在一堆自己的法文版書後面，看着法國讀者走過去走過來，其中有人拿起我的書看看，又放下走了。左等右等終於來了兩個法國小男孩，他們手裏拿着一張白紙，通過翻譯告訴我，他們沒有見過中國字，問我是不是可以給他們寫兩個中國字。這是我第一次在國外簽名，當然，我沒有寫自己的名字，我寫下了“中國”。
2017年9月21日 布魯塞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