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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我自己也算在內，寫家們往往以爲民間的語言太簡單，有的地方沒有文法，所以寫作的時候就造出生硬的，冗長的句子——雖然不乾脆利嗖，可是能說出複雜的意思，也合乎文法。其實，這是個錯誤。大衆的語言，在字彙詞彙方面並不簡單，而是很豐富。大衆的口中有多少俏皮話，歇後語，成語呀，這都是寶貝。不信，讓咱們和一位住在大雜院裏的婦人拌一回嘴試試，咱們三個也說不過她一個，她能把咱們罵得眼冒金星，而無詞以答；趕到咱們大敗而歸，她獨自還在罵，又罵了三個鐘頭，越來花樣越多。
那麼，再加上五行八作的術語行話，大衆的字彙詞彙就豐富的了不得。我們應當蒐集這些術語行話，去豐富自己的形容詞名詞動詞等等。這活的詞彙要比我們常用的辭源不知好上多少倍。
假若我們是說，大衆語的句法太簡單，那也是一偏之見。我們的古代的詩歌詞曲的句法也都是那麼簡單，爲什麼到如今我們還搖頭晃腦的去讀誦它們呢？假若杜甫能以五個字一句，作出意味深長的一首詩來，我們怎不該以簡單的句子作出最精彩的東西來呢？能用我們自己的語言，作出最精美的東西，纔算我們的本事呀。鼓詞裏的《草船借箭》，《烏龍院》，沒有用一個“然而”，也沒有拉不斷扯不斷的句子，這是相當好的作品呀。不下一番工夫，而死抱怨我們的言語太簡單，就是拉不出屎怨茅房。
至於說俗話有的地方沒有文法，更是瞎說。大家怎麼說，就是文法。文法就是這麼來的。以前，大家總以“鬥爭”當作名詞用；現在，大家都說：“鬥爭他”；這就成了文法。明天，也許大家都說，“鬥他一個爭”，也就成爲文法。大衆創造文法，文法家不過是記錄者。
有了上面的理由，我們便應勇敢的，真誠的，去學習大衆語言，然後運用它作爲大衆文藝的工具。可是，我們不能偷油兒，不能依然用我們的半文半白的，拖泥帶水的句子，卻隔不遠加上個“他媽的”，或“哎喲”，便算了事。這個尾巴主義要不得。我們也不可把大衆原有的文藝拿來，照貓畫虎的去寫，那是舊帽子刷新，而不是創造新帽子。我們的責任是以今天的大衆語創造新的大衆文藝，所以必須有辨別的眼力，看清舊的大衆文藝中什麼是該學的，什麼是該去掉的。像那些“馬能行”，“馬走戰”，“馬走龍”等等的庸俗字樣，是民間藝人偷懶，敷衍了事的結果，我們不能再偷懶，敷衍了事。像以前文人們偶爾高興起來，所作的那些通俗韻文，我們也不要去學。他們把鼓詞作成了文言詩，看起來頗整齊雅緻，其實是庸俗不堪。要知道多用陳腐的文言即是投降給死言語；能充分的利用白話，用白話寫成生龍活虎般的東西纔算真本事。我們更不可以把老套子裏的色情的描寫，拿來歪曲新的故事與人物；我們若用“二八的俏佳人呀，楊柳腰兒擺，臉蛋兒白又紅……”去描寫女孩子扭秧歌，便該罰掃街三天。
我們必須真誠，用最大的努力，去用新的活的大衆語，創造出新的大衆文藝。記住，這是件很艱難的工作，不全心全力去作，不會作得好。在今天，我們還沒法不利用大衆文藝的舊形式去寫，以便容易普及。但是，我們的志願可不能就是這一點點。說真的，假若我們今天能精巧的運用大衆語，寫成美好的話劇，能普遍的被大衆接受，欣賞，它還不就變成了大衆文藝麼？大衆文藝並不該是另一種文藝，而是所有的文藝都該是大衆的。因此，在今天，爲了急於普及新文化，我們沒法不照着舊形式去寫，可是我們萬不可就心滿意足，以爲能寫成一段鼓詞便已經了不起。事實上，我們今天在這裏寫鼓詞，原爲是明天還要寫比鼓詞更新鮮的東西；普及了，即當提高，不是很明顯的麼？
就是就事論事，以寫鼓詞什麼的說吧：鼓詞有轍，我們曉得嗎？鼓詞要上下句，分平仄，我們辨得清平仄嗎？鼓詞須能唱，我們曉得句子的音節嗎？這些都是問題，都應當學習。對這些，我不預備多說什麼，因爲在本月七號的《人民日報》上有我的一篇小文可作參考。在這裏，我的忠告是要學習，多學習，多多學習。你看，我們有那麼多位文藝家，有誰創造過一篇相聲？有誰寫成了與《打漁殺家》一樣好的一出京戲呢？這真難！我們不應知難而退，而須以熱誠去衝破困難。把握住語言，把握住形式，是咱們今天必不可少的功夫。
以下，我們要說點關於大衆文藝的內容方面的問題了。爲使這講話前後一致，我們還是從技巧上談，談談我們應如何處理內容，而不談什麼是大衆文藝應有的內容。
我想，我們最好先去聽聽評書。聽過了評書，我們就曉得了他們說的故事是多麼充實，我們寫的多麼枯窘。說書的藝人們的文化水準並不高，認字也有限，可是他們能盡情盡理的說故事，教聽衆們捨不得走開；再看我們呢，我們的文化水準比他們高，也能讀能寫，可是連一小段鼓詞都寫得那麼瘦小枯乾，像一條曬乾了的小魚。這裏的原因，一來是藝人們生長在民間，我們卻離開了大衆；二來是藝人們會以極細膩生動的敘事證明一點道理，我們卻急於說出那點道理，只喊了口號，而忘了編制好故事。這樣，我們就輸給了說書的藝人。
大概的說，說評書的有兩派。一派是“給書聽”的，一派是旁徵博引的。前者是長江大河的往前說書，不扯閒話，打了《連環套》，再打《鳳凰山》，一節比一節熱鬧，一節比一節驚奇。後者是《挑簾殺嫂》可以說半個月，《武松打虎》可以說五六天。前者是真有故事可講，後者是真有東西可說。雖然在評書界裏以老實說書的爲正宗，可是在我們聽來卻不能不欽佩那能把《武松打虎》說了五六天的。表面上，他是信口開河；事實上，他卻水到渠成，把什麼小事都描寫得逼真，體貼入微。他說武松喝酒，便把怎麼喝，怎麼猜拳，怎麼說醉話，怎麼東搖西擺的走路，都說得淋漓盡致。他要說武松怎麼拿蝨子，你便立刻覺得脊背上發癢。山東的二狗熊就更厲害了，他能專說武松，一說一兩個月。他的方法是把他自己所想起來的事都教武松去作，編出多少多少小段子去唱。他唱武松走路，武松打狗，武松住店，武松看見的一切。他專憑想像去編歌唱，而他所想像到的正也是大衆所要想像出來的。所以，他每到一處，學校即貼出佈告，禁止學生出去，因爲他的玩藝中有些不乾淨的地方。可是，佈告雖然貼出，到晚間連校長帶先生也出去聽他了。真正好的大衆文藝，在知識分子中也一樣的喫得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