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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問題：詞彙貧乏怎麼辦？我希望大家多寫短文，用最普通的文字寫。是不是這樣就會詞彙貧乏，寫不生動呢？這樣寫當然詞彙用的少，但是還能寫出好文章來。我在寫作時，拚命想這個人物是怎麼思想的，他有什麼感情，他該說什麼話，這樣，我就可以少用詞彙。我主要是表達思想感情，不孤立地貪圖多用詞彙。我們平時嘴裏的詞彙並不多，在三反五反時，鬥爭多麼激烈，誰也沒顧得去找詞彙，可是鬥爭仍是那麼激烈，可見人人都會說話，都想一句話把對方說低了頭。這些話未見得會有豐富的詞彙，但是能深刻地表達思想感情。
我寫東西總是儘量少用字，不亂形容，不亂用修辭，從現成話裏掏東西。一般人的社會接觸面小，詞彙當然貧乏。我覺得很奇怪，許多寫作者連普通花名都不知道，都不注意，這就損失了很多詞彙。我們的生活若是侷限於小圈子裏，對生活的各方面不感趣味，當然詞彙少。作家若以爲音樂、圖畫、雕塑、養花等等與自己無關，是不對的。對什麼都不感興趣，哪裏來的詞彙？你接觸了畫家，他就會告訴你很多東西，那就豐富了詞彙。我不懂音樂，我就只好不說；對養花、鳥、魚，我感覺興趣，就多得了一些詞彙。豐富生活，就能豐富詞彙。這需要慢慢積蓄。你接觸到一些京戲演員，就多聽到一些行話，如“馬前”“馬後”等。這不一定馬上有用，可是當你寫一篇文章，形容到一個演員的時候，就用上了。每一行業的行話都有很好的東西，我們接觸多了就會知道。不管什麼時候用，總得預備下，像百貨公司一樣，什麼東西都預備下，從留聲機到鋼筆頭。我們的毛病就是整天在圖書館中抱着書本。要對生活各方面都有興趣；買一盆花，和賣花的人聊聊，就會得到許多好處。
第四個問題：地方土語如何運用？
語言發展的趨勢總是日漸統一的。現在的廣播，教科書都以官話爲主。但這裏有一個矛盾，即“一般化的語言”不那麼生動，比較死板。所以，有生動的方言，也可以用。如果怕讀者不懂，可以加一個註解。我同情廣東、福建朋友，他們說官話是有困難，但大勢所趨，沒有辦法，只好學習。方言中名詞不同，還不要緊，北京叫白薯，山東叫地瓜，四川叫紅苕，沒什麼關係；現在可以互注一下，以後總會有個標準名詞。動詞就難了，地方話和北方話相差很多，動詞又很重要，只好用“一般語”，不用地方話了。形容詞也好辦，北方形容淺綠色說“綠陰陰”的，也許廣東人另有說法，不過反正有一個“綠”字，讀者大致會猜到。主要在動詞，動詞不明白，行動就都亂了。我在一本小說中寫一個人“從凳子上‘出溜’下去了”，意思是這人突然病了，從凳上滑了下去，一位廣東讀者來信問：“這人溜出去了，怎麼還在屋子裏？”我現在逐漸少用北京土語，偶爾用一個也加上註解。這問題牽涉到文字的改革，我就不多談了。
第五個問題：寫對話用口語還容易，描寫時用口語就困難了。
我想情況是這樣，對話用口語，因爲沒有辦法不用。但描寫時也可以試一試用口語，下筆以前先出聲地念一念再寫。比如描寫一個人“身量很高，臉紅撲撲的”，還是可以用口語的。別認爲描寫必須另用一套文字，可以試試嘴裏怎麼說就怎麼寫。
第六個問題：“五四”運動以後的作品——包括許多有名作家的作品在內——一般工農看不懂、不習慣，這問題怎麼看？
我覺得“五四”運動對語言問題上是有偏差的。那時有些人以爲中國語言不夠細緻。他們都會一種或幾種外國語；念慣了西洋書，愛慕外國語言，有些瞧不起中國話，認爲中國話簡陋。其實中國話是世界上最進步的。很明顯，有些外國話中的“桌子椅子”還有陰性、陽性之別，這沒什麼道理。中國話就沒有這些羅裏羅嗦的東西。
但“五四”傳統有它好的一面，它吸收了外國的語法，豐富了我們語法，使語言結構上覆雜一些，使說理的文字更精密一些。如今天的報紙的社論和一般的政治報告，就多少採用了這種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