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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老張的哲學》到《大明湖》，都是交《小說月報》發表，而後由商務印書館印單行本。《大明湖》的稿子燒掉，《小坡的生日》的底版也殉了難；後者，經過許多日子，轉讓給生活書店承印。《小說月報》停刊。施蟄存兄主編的《現代》雜誌爲滬戰後唯一的有起色的文藝月刊，他約我寫個“長篇”，我答應下來；這是我給別的刊物——不是《小說月報》了——寫稿子的開始。這次寫的是《貓城記》。登完以後，由現代書局出書，這是我在別家書店——不是“商務”了——印書的開始。
《貓城記》，據我自己看，是本失敗的作品。它毫不留情地揭顯出我有塊多麼平凡的腦子。寫到了一半，我就想收兵，可是事實不允許我這樣作，硬把它湊完了！有人說，這本書不幽默，所以值得叫好，正如梅蘭芳反串小生那樣值得叫好。其實這只是因爲討厭了我的幽默，而不是這本書有何好處。喫厭了饅頭，偶爾來碗粗米飯也覺得很香，並非是真香。說真的，《貓城記》根本應當幽默，因爲它是篇諷刺文章：諷刺與幽默在分析時有顯然的不同，但在應用上永遠不能嚴格的分隔開。越是毒辣的諷刺，越當寫得活動有趣，把假託的人與事全要精細的描寫出，有聲有色，有骨有肉，看起來頭頭是道，活象有此等人與此等事；把諷刺埋伏在這個底下，而後才文情並懋，罵人才罵到家。它不怕是寫三寸丁的小人國，還是寫酸臭的君子之邦，它得先把所憑藉的寓言寫活，而後才能彷彿把人與事玩之股掌之上，細細的創造出，而後捏着骨縫兒狠狠的罵，使人哭不得笑不得。它得活躍，靈動，玲瓏，和幽默。必須幽默。不要幽默也成，那得有更厲害的文筆，與極聰明的腦子，一個巴掌一個紅印，一個閃一個雷。我沒有這樣厲害的手與腦，而又捨去我較有把握的幽默，《貓城記》就沒法不爬在地上，象只折了翅的鳥兒。
在思想上，我沒有積極的主張與建議。這大概是多數諷刺文字的弱點，不過好的諷刺文字是能一刀見血，指出人間的毛病的：雖然缺乏對思想的領導，究竟能找出病根，而使熱心治病的人知道該下什麼藥。我呢，既不能有積極的領導，又不能精到的搜出病根，所以只有諷刺的弱點，而沒得到它的正當效用。我所思慮的就是普通一般人所思慮的，本用不着我說，因爲大家都知道。眼前的壞現象是我最關切的；爲什麼有這種惡劣現象呢？我回答不出。跟一般人相同，我拿“人心不古”——雖然沒用這四個字——來敷衍。這只是對人與事的一種惋惜，一種規勸；惋惜與規勸，是“陰騭文”的正當效用——其效用等於說廢話。這連諷刺也夠不上了。似是而非的主張，即使無補於事，也還能顯出點諷刺家的聰明。我老老實實的談常識，而美其名爲諷刺，未免太荒唐了。把諷刺改爲說教，越說便越膩得慌：敢去說教的人不是絕頂聰明的，便是傻瓜。我知道我不是頂聰明，也不肯承認是地道傻瓜；不過我既寫了《貓城記》，也就沒法不叫自己傻瓜了。
自然，我爲什麼要寫這樣一本不高明的東西也有些外來的原因。頭一個就是對國事的失望，軍事與外交種種的失敗，使一個有些感情而沒有多大見解的人，象我，容易由憤恨而失望。失望之後，這樣的人想規勸，而規勸總是婦人之仁的。一個完全沒有思想的人，能在糞堆上找到糧食；一個真有思想的人根本不將就這堆糞。只有半瓶子醋的人想維持這堆糞而去勸告蒼蠅：“這兒不衛生！”我喫了虧，因爲任着外來的刺激去支配我的“心”，而一時忘了我還有塊“腦子”。我居然去勸告蒼蠅了！
不錯，一個沒有什麼思想的人，滿能寫出很不錯的文章來；文學史上有許多這樣的例子。可是，這樣的專家，得有極大的寫實本領，或是極大的情緒感訴能力。前者能將浮面的觀感詳實的寫下來，雖然不象顯微鏡那麼厲害，到底不失爲好好的一面玻璃鏡，映出個真的世界。後者能將普通的感觸，強有力的道出，使人感動。可是我呢，我是寫了篇諷刺。諷刺必須高超，而我不高超。諷刺要冷靜，於是我不能大吹大擂，而扭扭捏捏。既未能懸起一面鏡子，又不能向人心擲去炸彈，這就很可憐了。
失了諷刺而得到幽默，其實也還不錯。諷刺與幽默雖然是不同的心態，可是都得有點聰明。運用這點聰明，即使不能高明，究竟能見出些性靈，至少是在文字上。我故意的禁止幽默，於是《貓城記》就一無可取了。《大明湖》失敗在前，《貓城記》緊跟着又來了個第二次。朋友們常常勸我不要幽默了，我感謝，我也知道自己常因幽默而流於討厭。可是經過這兩次的失敗，我才明白一條狗很難變成一隻貓。我有時候很想努力改過，偶爾也能因努力而寫出篇鄭重、有點模樣的東西。但是這種東西總缺乏自然的情趣，象描眉擦粉的小腳娘。讓我信口開河，我的討厭是無可否認的，可是我的天真可愛處也在裏邊，Aristophanes（阿里斯多芬）的撒野正自不可及；我不想高攀，但也不必因謙虛而抹殺事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