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孟買她的名字叫加爾各答 (第6/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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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我們終於得出了結論，杜拉斯的印度是虛構的。一個虛構的地理學概念，在文學創作中本無可厚非。只要杜拉斯自己能看到，杜拉斯說她確實是看到了，那加爾各答大使館的圍牆，從城市中穿過的恆河流水，從這頭到那頭，那巨大的水域，兩岸茂密的樹叢……

她說她本不知道恆河裏是否會有這些，但是她就是把它們看成是這樣。她不僅看到了加爾各答，看到了恆河，還看到了，掩埋着安娜-瑪麗·斯特雷特的那座英國人的公墓……但是在遍尋我所擁有的幾十本關於杜拉斯的書中，我終於找到了那個真相。在《話多的女人》中，杜拉斯說，是的，我去過一次加爾各答。但那時我才17歲。我在那裏度過了一天。渡船的中轉站。後來，這裏，我從沒有忘記過。

哦，又是杜拉斯的，一個圈套。或許僅僅是爲了辯解？畢竟，她不該寫一個她完全沒有見識過的城市。

杜拉斯以她的記憶的碎片堆積出了“印度星雲”。一個她想告訴世人的印度，一個，她自己的印度。故事就是那樣發生的，在那片背景之上。心理的現實主義。對於一個好的作家來說，是的，只有一次，只有一天，就足夠了。何況，她從此再沒有忘記過。於是，加爾各答在杜拉斯的小說中，成爲了永恆。

爲什麼一天就能永恆？

這樣的《印度之歌》。我們在影片中根本就不曾看到加爾各答。是的作者無需瞭解印度的全部，那悠久的歷史，深邃的文化，不，她無需弄清楚那紛繁的一切。只要有了關於印度的意念，就足以支撐想象中的一切了。所以在拍攝《印度之歌》時，她甚至拒絕看任何關於加爾各答的照片。影片的拍攝地點甚至也不在印度，而是在法國那座荒廢破敗的羅思柴爾德城堡的外面。但，她卻還是看到了印度，看到了加爾各答，看到了恆河凝重而濃厚的，骯髒的河水，就如同，我們在瓦拉納西看到的那樣。

儘管，加爾各答只停留在理念之上，但《印度之歌》依舊成爲了電影中的經典，至今仍舊在世界各地放映。那一年它迷住了整個戛納電影節，但最後只得到了法國實驗藝術電影協會獎，爲影評人留下無盡的遺憾。

在進行着“印度星雲”的時候，杜拉斯還沒有寫《情人》。那或者只是她最終回到童年回到湄公河流域回到永隆的一個過渡？爲此她說：或者應該比加爾各答走得更遠，應該到……到印度支那南邊的稻田旁去……到我出生的地方。

儘管，她對她曾經生活過的那個地方充滿恐懼，但卻始終不能夠停止對那裏的思念和追尋，直到，她最終寫出了讓她榮膺龔古爾獎的《情人》。那片，她真正生活過的實實在在的地域，而不是，只停留過一次、一天的那個加爾各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