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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宰相猶得不次用人。代宗時，崔佑甫爲相，日除十數人，未逾年，除吏八百員。或謗其所除多涉親故，佑甫曰：“進擬庶官，必量能補任，若素不知聞，何由察其言行？”識者是之。憲宗時，李吉甫爲相，謂學士裴垍曰：“吉甫自尚書郎流落遠地十餘年，後進人物，罕所接識。君多精鑑，幸聞今之才傑。”垍取筆疏其名氏，得三十餘人，數月之內、選用略盡。當時翕然有“得人”稱。自文宗以下，朋黨議興，由是進用一官，遷除一吏，各相顧瞻，恐涉譏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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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弊害，在於社會有特殊階級【門第。】之存在，政權不公開，政治事業只操於少數人之手。現在的弊害，則因特權階級逐步衰落，社會各方面人平流競進，皆得有參政之機會，而政權一解放，政治事業時有不易督責推動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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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宗時沈既濟言近代之失“四太”，“入仕之門太多，世胄之家太優，祿利之資太厚，督責之令太薄。”此即申說當時政局之此種病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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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說，其先並不即是科舉制之弊病，只是科舉制亦在此種政權公開之趨勢下存在。此後科舉制逐步推進，入仕之途，逐步集中到科舉一門之下，則上述種種病痛，亦全由科舉制來保留。
照理論，國家一面公開政權，一面便應實施教育，好使兩者分途並進，此在貞觀初年頗有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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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觀五年以後，太宗屢幸國學，增創學舍一千二百間。國學、太學、四門學，均增生員額。書、算各置博士。凡三千二百六十員。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以經業。髙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國，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國學之內，八千餘人，其盛爲近古所未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