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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南方士民臨時義憤的結合,抵不住漢奸手下三十年有訓練、有經驗的正規軍隊。結果中國士民在自身組織不健全的痛苦下屈服了。然而大部分南方士民反抗清廷的心理,卻依然存在。【當時南北兩方對異族統治的心理上之反應,正與他們社會經濟文化之相差成正比。】
中國社會機構,自漢武以下,不斷以理想控制事實,而走上了一條路向,即以士人爲中心,以農民爲底層,【手工業與兵士爲農民之分化。】而商人只成旁支。因此社會理想除卻讀書做官,【此種人在唐以前即爲門第中之家長,宋以下則爲社會大衆學業上之師長。】便是沒世爲老農,市井貨殖,不是一條正道。【此種傾向,自宋以後更顯著。宋人所講學問,與經商牟利意義極端衝突。因此好利貪財者,亦盛置田產,而不事貨殖。】
民族文化正統的承續者,操在讀書人的手裏。而讀書人所以能盡此職責,則因其有政治上的出路,【科舉仕宦。】使他們的經濟生活,足以維持在某種水平線之上。【中國社會自漢以下,宗教勢力始終有限制,亦爲此故。】
若使讀書人反對科舉,拒絕仕宦,與上層政權公開不合作,則失卻其經濟憑藉,非躬耕爲農,即入市經商,而從此他們亦再不能盡其負荷民族傳統文化之職責。【魏、晉、南北朝之士大夫,其門第家業皆可退守,又寺廟亦可藏身。宋、明以來,士大夫不能有退守之基業,而寺廟亦再不佔社會上文化之重要性。】
所以一個士人,要想負荷民族傳統文化之職責,只有出身仕宦。【即專以教授爲生,而來學者之出路,仍以仕宦爲終極,否則此教授一業即無生源。】明末遺民,雖則抱有極強烈的民族觀念,到底除卻他們自身以外,他們的親戚朋友以至他們的子孫,依然只能應舉做官,這樣便走上與異族政權的妥協。亦惟有如此,他們還可負荷他們最重視的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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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炎武本崑山世家,然鼎革以後,家奴叛變,使其不獲安居。【在南北朝、初唐,奴隸部曲盛行時,其情形便不同。又清初江南奏銷案,縉紳無或倖免,西晉、北魏戶調均田,豈有此力量?】這可見後代的所謂“故家”,與中唐以前的門第大族,勢已大異。顧氏浪跡北方,對耕殖經商,均甚留意。以故其私人經濟,可無問題。然欲從此中打出一個基礎,長與政治絕緣,而來擔任文化事業的營養,則其事非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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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明末遺民的生活狀況,大體如下列:</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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