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提示您：看後求收藏（貓撲小說www.mpzw.tw），接着再看更方便。
又該項制度推行日久，報名竟選的愈來愈多，而錄取名額有限，授官得祿的更有限。造成應試的百倍於錄取的，錄取的又十倍於入仕的。於是奔競之風，愈演愈烈，結黨分朋，各樹門戶，遂有唐代牛、李之黨爭。當時黨爭背景，便因於政治公開，引起了社會的政治熱，於是轉向人事派系上求出路。李德裕是代表門第勢力之一人，他竭力反對應舉，又主張政府該用門第子弟，不該專取輕薄無根柢的進士。在他當時此項議論，亦不能說他不針對着時弊。但考試製度，究竟是開放政權，爲羣情所向，門第勢力終於要經此制度之打擊而崩潰。李德裕自己是貴胄子弟，他個人雖才力出衆，在政治上確有建樹，但哪能因制度之流弊，而就把此制度，根本推翻呢？
唐代與考試製度相輔而行的，尚有一種官吏的考績法，此在漢代謂之考課，到唐代謂之考功，此即以後之所謂銓敘。唐代由門第來培養人才，由考試來選拔人才，再有考功制度來登用人才。凡經考試及格錄用的人才，均有一種客觀的考功制度來憑其功績升遷降黜。此項制度，由漢至唐，發展到極精詳，運用到極高明，這是唐代政治上一大美跡。迫及門第衰落，人才無培養之地，而士人充斥，分朋立黨，考課亦難嚴格推行，於是單憑考試，既選拔不到真才，又不能好好安排運用，在外是軍閥割據，在內是朋黨爭權，人才是進士輕薄，擔當不了實際大責任，唐代終於如此形勢下沒落。
四
五代十國，是中國史上最黑暗的時期，那時則幾乎只有驕兵悍卒，跋扈的將帥。連輕薄的進士，也如鳳毛麟角。天地閉，賢人隱。那時急得在和尚寺裏出家的高僧們，也回頭推崇韓昌黎，改心翻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經典，社會私家書院也在唐末五代時興起。宋初開國，一面是杯酒釋兵權，解除軍人干政惡習。一面極端獎勵考試製度，重用文臣，提倡學風。那時進士登第，即便釋褐，立得美仕。狀元及第，榮極一時。經由國家之提倡，五六十年之後，社會學術重興，纔始有像胡安定、範文正一輩人出世。範文正、胡安定都是在和尚寺道士院中苦學出身。範從事政治，胡專心教育，蘇州湖州的講學制度，後來由政府採納，變成太學規制。範文正爲副宰相，頗想徹底改革時政。一面是提倡興建學校，從基本上培植人才。一面是嚴厲革除任蔭法，好重新建立銓敘升黜之客觀標準。一到王荊公當政，遂又進一步計劃考試製度之改進。
科舉規制之日趨嚴密，其事始於宋代。公捲風氣已不復見，又有糊名法，杜絕請託，嚴防舞弊。於是尚法的意義，勝於求賢，此亦風氣所趨，不得不然。然考試製度之主要目的，本在求賢。究竟政府該如何從考試製度中獲取真才呢？王荊公對此問題，主張改革考試內容，廢去明經，專考進士。而進士科則廢去詩賦，改考經義。在荊公之意，政治取人當重經術，不重文藝，自是正論。然當時反對派意見，亦有立場。大致謂詩賦經義，均是以言取人，賢否邪正，同難遽辨，而詩賦工拙易見，經義難判高下。況以經術應舉，反教天下以爲，欲尊經而轉卑之。王荊公又自造《三經新義》爲取士標準，此層更受人反對，謂其不當以一傢俬學掩蓋先儒。大體中國傳統意見，只能由在野的學術界來指導政治，不當由在朝的政府來支配學術。經術雖當尊，然定爲官學，反滋流弊。漢代五經博士，漸成章句利祿之途，此乃前車之鑑。南北朝、隋、唐學術分裂，社會尊信的是佛學，門第傳襲的是禮教與政事。一到宋代，門第已衰，佛學亦轉微，私家講學代之而興，王荊公主張復古制，興學校，此似最爲正見。然當時依然是私學盛，官學微。學校由政府主持，總之利不勝害。王安石當政，人人言經學。司馬光當政，又人人言史學。學術可以與政治相合，卻不當與利祿相合。政府當爲學校之護法，卻不當爲學校之教主。荊公自信太深，昧於人情。至後蔡京當國，太學分舍，顯然以利祿牢籠，於是范仲淹、王安石興學精神，到此終於一敗塗地。幸有私人講學，在社會下層主持正氣，然朝廷則視之爲僞學，加以抑制驅散。教育制度不能確立，則考試製度終是單槍匹馬，功效有限。何況經義取士，亦未見必較詩賦爲勝。即荊公亦自侮，謂：“本欲變學究爲秀才，卻不料轉使秀才成學究。”學術敗壞，人才衰竭，而北宋亦終於覆亡。
到南宋，考試製度，一仍舊貫。朱子曾慨言：“朝廷若要恢復中原，須罷科舉三十年。”然科舉乃中國自唐以來政治制度中一條主要骨幹，若無科舉，政府用人憑何標準？朱子理論終難見之實際。卻不料到元代，遂專以朱子《四書》義取士，此下明、清兩代，相沿不改。直到清末，前後七百年，朱子《四書集註》，遂爲中國家誦戶習人人必讀之書。其實朱子《四書》義，亦如王荊公《三經新義》，不外要重明經術。只荊公是當朝宰相，懸其學說爲取士標準，遂爲學術界所反對。朱子是一傢俬學，元、明以來，只是崇敬先儒，此與荊公親以宰相頒其手著之《三經新義》情勢不同。此刻姑不論王朱兩家經義內容，只就政治學術分合利弊而言，則荊公《三經新義》，勢不可久。而朱子《四書》義則懸爲政府功令垂七百年，此亦治國史者，所當注意之一大節目。一制度之確立，亦必體察人情。以學術與利祿相合，在人情上易於有弊。荊公本人亦是一大賢，只爲不察此層，遂招當時之反對，並滋後世人之遺議。至考試內容，不當以經義爲準，此層亦到明代而大著。
五
明、清兩代考試內容，均重經義，而又以朱子一家言爲準。因詩賦只論工拙，較近客觀，經義要講是非，是非轉無標準，不得不擇定一家言，以爲是非之準則。既擇定了一家言，則是者是，非者非，既是人人能講，則錄取標準又難定。於是於《四書》義中，演變出八股文。其實八股文猶如唐人之律詩。文字必有一定格律，乃可見技巧，乃可評工拙，乃可有客觀取捨之標準，此亦一種不得已。至於八股流害，晚明人早已痛切論之。顧亭林至謂：“八股之害，等於焚書，其敗壞人才有甚於咸陽之坑。”然清代仍沿襲不改。但若謂政府有意用八股文來斲喪人才，此則系屬晚清衰世如龔定庵等之過激偏言。治史貴能平心持論，深文周納，於古人無所傷，而於當世學術人心，則流弊實大。若論經義禍始，應追溯到王荊公。然荊公用意實甚正大，即此一端，可見評論一項制度之利弊得失，求能公允，其事極難。而創制立法，更須謹慎。又貴後人隨時糾補。制度既難十全十美，更不當長期泥守。此非有一番精力，不能貫注。否則三千年前出一週公，制禮作樂，後人儘可墨守，何須再有新的政治家？
明初開國，亦頗曾注意整頓學校，然終是官學衰，私學盛。私家講學，自不免有時與政府相沖突。張居正爲相，嚴刻壓制，此乃張居正不識大體。此後東林講學，激成黨禍，人才凋落，國運亦盡。政府專仗考試取士，而與學校書院爲敵，安得不敗。然明代亦尚有較好之新制度，可與考試製度配合，即爲進士入翰林制，明、清兩代都從此制下培養出不少人才。學校培養人才，在應考之前。翰林院培養人才，則在應考及第之後。此制值得一追溯。
在中國歷史上，政府常有一派學宮，（此學官二字，並非指如後代之教諭訓導而言。）專掌學術圖籍，不問實際行政，而政府對此項學官，亦能尊重其自由之地位，僅從旁扶植，不直接干預。此在春秋時有史官。戰國以下，私家講學大興，政府網羅在野學者，設博士官。秦代博士官，其實略如唐初之翰林院，雜流並匯，政府普加供養，並不攙入政府之態度與意見，來抑此而伸彼。李斯焚書，始對博士官加以一番澄清淘汰。及漢武帝設立五經博士，政府對學術界之態度與意見，更趨鮮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