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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玠兄弟在蜀，只以文人領軍事。玠善讀史，往事可師者，錄置座右。積久，牆牖皆格言。虞允文采石之捷，劉琦執其手曰：“朝廷養兵三十年，大功乃出一儒生。”宋祖鑑於五代之弊，重用儒臣，一時若有文武分途之觀念，然儒臣報國，不下於武臣。而武臣修養，亦無遜於文臣。中國文化傳統之精義，賴以重光。至文天祥，亦以文人給軍符，其《正氣歌》，尤足以感天地而泣鬼神。國社雖履，而民族精神，則不墜益張。
明代如於謙之對付也先，王守仁之平宸濠，俞大猷、戚繼光之御倭寇，皆文人。而功在邦國，輝赫史乘。戚繼光之《紀效新書》，《練兵紀實》，尤爲談兵者所遵用。下逮晚清，曾國藩平洪楊，亦取法焉。而尤如袁崇煥之經略關外，盧象升之剿僇流寇，可歌可泣，沁人肺腑。而至於史可法揚州殉難，在中國近代史上，堪與岳飛、文天祥，齊稱爲民族精神之三良。而烏有所謂文武之分途乎？惟敗於政事，不敗於疆場，尤更使讀史者感慨悼念於無已。
中國人尤有一名言，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此又與上述廊廟重於疆場之意適相反。非深曉於中國人傳統觀念中，有關於軍事觀念政治觀念以及人生哲學之大義深旨者不能曉。非其人，亦不當妄援此語以自恣。曾國藩在晚清，亦以文人蔘戎務。其討平洪楊，先定一通盤之作戰計劃。治水師、造戰船，自武漢而九江而安慶，沿江東下，卒克金陵。然皆出於其職分與命令之外。清廷遇急需，每有調遣，國藩無不宛轉逃卸，而終不轉變其逐步推進之大方針，攬大江上下游之權重於一身，而終克有成。若一依君命，則事功成敗，渺不可必。然國藩固非好擅權，好違命。迄其成功，而其身所訓練之湘軍，相率解甲歸田。此下繼剿捻，已早爲籌劃安排了淮軍之新起，以終其大任。以一在外疆吏，而統謀全局，中央命令，置之不顧。論其志慮所存，則一切爲公不爲私。論其部署所定，則一切惟私自專，君命不以厝懷。此之謂文武才德。如國藩，可謂其通文武兼才德而有之矣。此又豈臨陣決勝負之一將之勇之所能望其項背乎！
以上拉雜陳述中國歷史上之名將風範，智、仁、勇三德兼備，軍務政事乃至於人生大道之融通一氣，此之謂明體達用。乃中國文化傳統中之理想人格，大聖大賢之規模，而豈以搏鬥格殺爲能事，以暴虎憑河爲果決之所堪同日並語。故中國文化傳統中之將才武德，非熟讀歷史上之名將事蹟，則不足知之。而如《孫子兵法》之宏深哲理，苟非具此知識，亦不能真切瞭解。如趙括之徒讀兵書，則僅足供人以嗤笑與鑑戒。
今日國人，率認中國文化重文輕武，又謂中國傳統積弱不振。誠使其然，又烏能有此綿歷數千年，廣土衆民，一舉世無倫之大國家之屹然常在。中國人又曰：“止戈爲武。”此即《孫子兵法》所謂“以不戰屈人之兵也”。此非文德，又烏足以言武事？今日國人，亦率知中國民族愛好和平，然非能止戈屈人，又烏有和平之可期？苟使武人而不通文，文人而不習武，亦惟有愧對吾民族先人而已。一九七七年之十月。
（一九七七年十月《青年戰士報》載）思想者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