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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時從舊史裏創寫新史，以供給新時代之需要，此不僅今日爲然。即在以往，其歷史雖一成不變，而無害新史之不斷創寫。舉其最著者，《尚書》爲吾國最初之史書，而書缺有間，蓋中國文化尚未到達需要編年史之程度。及《春秋》，爲中國最初之編年史，《左傳》尤爲編年史之進步，然而猶未達以人物爲歷史中心之階段。司馬遷《史記》出，始以人物爲中心。其時人物個性之活動，已漸漸擺脫封建時代宗法社會團體性之束縛而見其重要，故寫史者乃不得不創造新體以爲適應。班氏《漢書》，則爲斷代史之開始。乃中央統一政府漸臻穩固後，一種新要求。自此遂形成中國列代之所謂正史。而創寫新史之要求，則繼續無輟。又著者，如唐代杜氏《通典》，此爲政書之創作，乃一種以制度爲中心之新歷史。繼此如宋代司馬光之《通鑑》爲編年的新通史。又有各史紀事本末，爲事件中心的新史之再興。鄭樵《通志》，尤爲體大思精，求有以通天人之際，藏往開來，而非前史體例之所能限。然則中國以往舊史，亦不斷在改寫中。而今日則爲中國有史以來所未有之遽變時代，其需要新史之創寫則尤亟。
竊謂今日當有一部理想之中國通史，供給一般治中國政治、社會、文化、思想種種問題者一種共同必要的知識。不寧惟是，實爲中國國民其知識地位比較在水平線上，與社會各界比較處於上層地位者，一種必要之知識。人類必由認識而後瞭解，亦必由瞭解而後發生深厚之感情。今使全國各知識界，乃至各界領袖分子，於其本國以往之文化與歷史，全不認識，試問何從而生了解？既不瞭解，更何從而有感情？然則其對於本國民族與文化傳統之愛護，何能望其深切而真摯？今使全國各界之領袖人物，對其本國民族與文化，俱無深切真摯之愛情，試問其可有之危險爲何如？然而此非欲錮蔽全國人之心思氣力以埋頭於二十四史九通，爲舊史料之記誦。亦只謂其本國曆史的知識，爲其國領導分子知識分子所應有的知識而已。至於此種知識之提供，則尚有待於今日本國史學界之努力，此則需有新史學之創建。
所謂新史學之創建，此亦殊難一辭而盡。要言之，此當爲一種極艱鉅的工作，應扼要而簡單，應有一貫的系統，而自能照映我們家現代種種複雜難解之問題。尤要者，應自有其客觀的獨立性，而勿徒爲政客名流一種隨宜宣傳或辯護之工具。要能發揮中國民族文化以往之真面目與真精神，闡明其文化經歷之真過程，以期解釋現在，指示將來。
有志爲此種探討，其中心注意點，如歷代之政治制度，人物思想，社會經濟，將以何者爲研尋國史新知識之基本要點？此亦難言。中國新史學家之責任，首在能指出中國歷史以往之動態，即其民族文化精神之表現。此在能從連續不斷的歷史狀態中劃分時代，從而指出其各時代之特徵，即此一時代與前一時代及後一時代不同之所在，亦即各時代相互之異同。從此乃見其整個的動態。如某一時代特異之狀態在經濟，則此項經濟狀態即爲該一時代之特徵。或在政治制度，或在學術、思想、宗教、風俗，諸端皆然。
經濟情形未嘗非歷史事項中極重要之一端，然若某一民族之歷史，其各時代之變動不在經濟而別有所在，則治此民族之歷史者，自不得專據經濟一項爲惟一之着眼點，此理甚顯。中國自秦以來，直迄最近，苟自社會經濟一端言，要之在農業經濟之狀況下。若遂據此而輕率斷定中國文化自秦以來即少進步，自屬偏見。治國史者，苟專在農業經濟方面從事探討，無怪其謂中國民族絕少進步。因各時代狀況略相同，無從尋得其進步之所在。然若真能爲客觀合科學的新史家，必從識得中國史之變動何在始。中國史之變動，即中國史之精神所在。近人誤認爲中國史自秦以下即絕少變動，其實皆由未嘗深究國史之內容，而輕率立言之故。變動何在，當詳他篇。此不具論。
一九三七年一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