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有毒的“清流” (第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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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流黨是清朝末年京師官場上的一個鬆散團體,絕大多數人是翰林出身。他們關心國是,鍼砭朝政,崇尚氣節道義,憎恨貪官污吏;對外交涉主張強硬態度,反對妥協;文化上與西方勢同水火,獨尊孔孟。
清流黨圈子裏的人經常聚會,他們議論時政,並經常以聯合上折的形式來表達自己的觀點,在官場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他們表面上故作魏晉文人的狂狷之氣,動不動就彈劾那些觸犯了綱常御律的大臣。一時之間,在京師之地聲名鵲起,讓一些行爲不檢點的權臣恨之入骨,聞之色變。
自戀者的“獨清幾率”
“清”字很早就與德行、政治操行聯繫在一起,《楚辭?漁父》中的屈原,“行吟澤畔”,面對漁父,感嘆“舉世皆濁我獨清”,但漁父勸他要面對現實,去適應社會。水之清濁尊卑,各有各的用處。《孟子》裏也記錄了這段故事,但一個字都沒有提到屈原,詠唱“滄浪之水清兮”的智者也從“漁父”變成了“孺子”。如果我們要歸納中國古代士人最基本的生命情調與生存方式,可以用一句話,那就是“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在這種生命情調、生存方式支配和現實政治生活環境的催迫之下,歸隱就成爲古代政治生活中相當普遍的現象。這一現象是對建功立業和個人價值的自我體現、社會責任和個人自我關懷的重新認識,在天下“無道”和個體“窮”的前提下所作出的無奈選擇。官員大面積地隱退出現在中國歷史上的元朝時期,文人寧願出世,也不願意入世爲官。
元朝建國後,成吉思汗的繼承者們讓自己的權力結構陷入了重重的怪圈之中。
這種怪圈主要來自於來自於兩個方面:一方面由於科舉停廢,補充官吏只剩下了薦舉一條路,本來就不是固若金湯的“權力安全閥”一度被打破。在發達的商品經濟已使人們變得不那麼單純的時代裏,薦舉無疑大開官場奔競之門。在只有薦舉一條路可走的情況下,胥吏進入仕途的成功概率得到了放大,畢竟是近水樓臺先得月。龐大的胥吏階層,成爲元朝官僚的重要後備隊伍。而胥吏的主要成分,大部分是曾經奮鬥在科舉第一線的士人。誰能料到,權力易主,曾經瘋狂追求的功名理想化爲了泡影。
放下八股複習資料的士人搖身一變成爲國家權力底層的胥吏,也算是打開了向權力上層奮鬥的通道。
元朝建制以來,讀書人通過從事吏職進入官場,也就是由“由刀筆吏得官”。由吏而官的做法,應該是元代士人的主要出路。
元代廢止科舉制度,對士人來說,雖然有些悵然,但對於一個人的精神層面來說又何嘗又不是一種解脫。士人們可以不必爲了科舉束縛自己的身心,對於他們來說,解除精神和思想的抱負,可以讓這些文人更充分地享受生活,享受創作帶來的豐足感,這又何嘗不是文化的大幸。由於長時間關閉科舉的大門,不少士人已經對科舉再開不抱有任何幻想,他們乾脆死了出仕爲官的念頭。這種風氣一開,就連那些身在官場之人也不免心癢難捱。我們翻閱《元曲三百首釋注》,可以做一個簡單的統計。在那本書裏選出的元曲名家,做過各級官員的佔44%,其中有三分之二的作者都向往田園生活,有意學陶淵明“悠然見南山”。心動不如行動,最終有勇氣辭去官職的佔三分之一。其中不光有漢人,也有蒙古族人。這些來自於權力集團的精英分子們爭相脫離茫茫宦海,爲元朝權力系統留下一副蒼白無力的尷尬軀殼。
另一方面,權力集團內的官員們加速腐化。那些京城裏的豪門大戶,對權力集團內部的上層官員實行的是一種長線投資策略。高手玩長線,癟子纔去玩短線。這些豪門大戶所採用的手段也很簡單,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每逢節假日,他們都要宴請這些高官,以此來與公權力建立起一種私人感情。有人爲這種宴請取了個難聽的名目,叫做“撒和”。“撒和”本意是指要讓馬兒跑,就要給馬兒喫草料。這些豪門大戶對待升遷的官員,就像對待牲口那樣,要想讓他們將來爲自己賣力,就要定時喂肥他們。不光在京城有豪門大戶拉攏腐蝕官員,在地方上也不例外。當時流行一種行賄手段叫做“穿鼻鐐”,就是說地方紳士用金錢賄賂官員,就像用一個鐵環把牛鼻子穿上。牛怎麼走,往哪裏走,由不得自己,完全操縱在賄賂之人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