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有毒的“清流” (第2/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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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上層官僚有意退出官場的同時，那些中下層官員也蠢蠢欲動，無心安於現狀。

忽必烈統治時期的名人鮮于伯機的工資只有紙幣二十六貫六錢六分，這在當時大概可以購買2擔多大米。加上2擔5斗大米的生活補助，薪水共計約合現在七八百元。鮮于伯機是當時的大書法家，會演奏樂器，詩歌寫作也很有名氣。他的職務是太常博士，正七品，大約相當於縣處級，在中央機關從事具體的文教工作。一個縣級幹部的工資，還不夠養活一個大家庭。

當時有位名叫揭曼碩的從五品監丞，其職務類似副局級長官助理。他住在京城大都雙橋北面的舊公房中，每天步行十幾里路到皇宮附近的機關上班，一年忙到頭。就是這麼一個官場勞模，辛辛苦苦幹了幾十年，窮得最後還買不起一匹馬。元代把人分爲十等，即“一官二吏，九儒十丐”。當時有文人這樣自嘲：我們這些人用權力換來的官職只在妓女之下、乞丐之上。原本爲儒家文人所藐視的工商階層，現在也趕上了好時光，他們的收入遠遠超過一個元朝國家公務員的收入。當時有位知府酸溜溜地說：“小商小販，出門的時候還兩手空空，晚上回來卻能收穫千金利潤。”

就拿在封建時代處於百業最底層的演藝行業來說，收入也不見得比中下級官員的收入少。一個在鄉村演出的雜劇班子，每位看客收費兩百錢。就算每月有二十天演出，每天有百人捧場，月收入也在四百貫，摺合白銀兩百兩。這兩百兩白銀是什麼概念呢？它可以抵得上八名縣處級官員的月俸加補助。

九儒十丐，這是一個讓人看上去很妖孽的命題。科舉制度的取消，讓知識無法改變文人命運，讓官階無法兌現官員的合法利益，讓權力只能交換無現實意義的規則，諾大的官場讓士子們身無所戀。在這樣一種歷史背景下，他們能夠選擇的就是清倉而去，寧願隱身鄉間做一個自由的農夫，也不願再貿然入市。全國各地，從權力系統的上層到底層，每天都在上演着拒官辭官，官員玩失蹤的活劇。

山東地區的知名文人杜仁杰，朝廷多次徵他做官都被他婉言拒絕，他的辭官理由是：只要趕上好年景，幹什麼都沒有當一個莊稼漢快樂。維族人貫雲石，曾經幹過地市級的軍分區司令員，還在京城當過高級文官，後來也稱病跑到江南隱居起來。他說：人在官場禍福難料，不如過自得其樂的生活，來得安逸。蒙古貴族孛羅，曾經是一名御史，也放棄功名，混跡鄉間。他對自己的爲官生涯這樣總結：黃雞白酒好滋味，不再巡案懲奸猾。

士人無心眷戀紛紛擾擾的官場，將自己的身心放逐山水之中，歸隱成爲他們的不二選擇。

封建官場的淘汰規則是污吏驅逐良吏，一旦正直的官員的生存狀態處於邊緣狀態，便輪到那些奸猾小人在舞臺上羣魔亂舞了。至少，素質低下的庸官可以得過且過，安享俸祿。整個元朝的國家機器鏽跡斑斑，權力結構受到了來自士人集團的強烈衝擊。

士人大多都是志向遠大、矜持清高之輩，他們對現實政治往往抱有積極進取的態度，可以說是儒家經典所培育出來的官員典範。但如果他們生不逢時，官場腐化的事實將會使他們的生存空間遭到致命的擠壓，而在奮力反抗而又無能爲力後不得不走向另一極端—歸隱，索性眼不見心不煩。

我常常思考一個問題，在封建政治體制下，士人的“獨清幾率”究竟能有多大？如果讓一個“清者”陷入無數“濁者”和潛規則的重重包圍之中，他還能將這個“清”字招牌死扛多久？他能夠堅持的底線到底在哪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