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沈萬三的富貴論 (第5/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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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朱元璋萬萬沒有想到的是，他所建立的帝國在他身後竟然會“墮落”成爲一個城市商業社會。由於官家對商業的控制日益鬆弛，使得商品經濟不僅僅在城市和鄉鎮擴張，同時也蔓延到鄉村。白銀成爲晚明時期的關鍵詞，幾乎成爲一切經濟活動的潤滑油和助燃劑，使得龐大的農業帝國內出現了一個相對成熟的商品社會。商業社會的崛起，使得千年傳承的“士農工商”階層排序被打破，向來被鄙視的“逐利之徒”華麗轉型成爲社會生活的掌控者，他們消費着最奢侈的物品，賺取着最豐厚的財富，同時不停地洗刷着人們的道德觀念。

清朝的官帽是紅頂，所以有“紅頂商人”一說；在明朝，官帽是黑色的，叫烏紗帽，大概沈萬三之流可以被稱爲“烏紗商人”。紅也好，黑也好，亦官亦商，總是好做生意。君主制度下湧現的商人買官，與其說這是官商勾結，倒不如說它是官商互動。

有官方的許可和支持，商人才有從事商業行爲的可能和保障；而缺乏商人們的大力合作，官家恐怕也很難控制經濟和商業活動，難有穩固的政治依託。商興則官固，官固則商興。商與官，誰也離不了誰，就像魚和水一樣息息相關。

如果說商人的競爭起點是相同的，那麼誰能背靠政府的支持，誰就擁有了最大的無形財富，這種邊際成本小於等於零的資源當然是人人眼紅的。如果說有雄厚的資本支持，最無能的政客也會仕途興旺，應者雲集，山雞也會變鳳凰，差的不就是這一層金子做的外衣嗎？

像沈萬三這樣生在皇權社會的商人，儘管他們並不在官場上混，但能夠認清世俗權力高於一切的社會現實。所以他們往往會把商業智慧運用到最不應該也是最應該的地方去，這就是勾結官府，權錢交易。不論是生存也好，還是發展也罷，舍此一途別無做大做強的機會。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商業的繁榮是畸形的。處於財富塔尖的商人與其說是依賴個人的能力與機遇，還不如說更依賴於官府以及不乾淨的官商手法。

“滅門的府尹，破家的縣令”，公共權力的無限膨脹可以通喫一切，經營活動很大成分上是按照不成文的遊戲規則在運行，按照諸如“無商不奸，官商結合”的潛規則在運行。商人們深知兩條規則：在商言商，千萬不要與皇權作對，此其一；皇恩浩蕩，粘上了就是鉅額利潤，此其二。

事實上，對於多數明朝商人來說，皇恩往往是通過各級官員的“跑冒滴漏”，間接地流入民間。所以爲商之人都知道，沒有官府的幫襯，生意根本就沒辦法做成全國五百強。也就是說，像沈萬三這樣寄生在權力軀體上的明朝商人，他們與手握權力的官場中人達成的“契約精神”是一把雙刃劍。在成全自己財富的同時，也有可能淪爲官場鬥爭的犧牲品。

隨着“權力經濟”體制的長期延續、不斷膨脹，在保證統治者的權力安全和“權力暴利”的同時，也迫使整個社會付出驚人的“制度成本”。

而這種成本有時候會直接動搖國家的根本，比如說在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明朝在與後金（清朝前身）的遼東之戰中一敗塗地，總兵官、監軍乃至西、北、東路的明軍高級將領多半殞命，如此慘敗的原因之一，就是軍需供應商們與掌權太監沆瀣一氣，摻雜使假無所不爲，連火藥中也半是泥土，根本不能使用。如此形勢之下，“遼事”日益成爲明朝的肘腋大患就事在必然。

中國幾千年來“官本位”的思想之所以長盛不衰，是因爲皇權統治最終離不開官員，官員是統治的手段。而被作爲手段的“官員”，也知道自己手中的權力是一種壟斷性資源，這種資源是可以用來與商人進行交易的，它不是經商的充分條件，但卻是必要條件，並能夠從中得到豐厚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