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宦官橫臥權力之榻的時代 (第6/2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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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洪熙、宣德兩任皇帝以後，這種局面才被打破。尤其是票擬製度的產生，更是直接推動了宦官專權。票擬製度的產生，主要是因爲皇帝太懶，懶得連大臣們的奏章都不願批閱，便讓內閣大臣們代勞。那些內閣大臣就用小票墨書，對奏章草擬出各種處理意見，貼在奏章的封面上，然後上報給皇帝。待皇帝審定後，再讓太監用紅筆寫出，稱爲硃批。所以說票擬製度改變了明朝宦官的命運。
票擬製度爲宦官專權打開了一道方便之門，在這項制度中真正撈到實惠的是得到票擬權的司禮監和文書房。司禮監是宦官建制中的十二監之一，也是最重要的監；文書房則是宦官十二房之一。作爲宦官建制中的兩大權力部門，司禮監“掌印掌理內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筆、隨堂掌章奏文書，照閣票批朱”，而文書房“掌收通政司每日封進本章、並會極門京官及各藩所上封本，其在外之閣票，在內之搭票，一應聖諭旨意御批，俱由文書房落底簿發”。這樣一來，宦官機構二十四監中的司禮監就成了明朝權力最大的機構。
按照兩大部門的職責分工，他們等於是卡在皇帝和大臣中間的障礙物。
對於官員們而言，不管是六部進呈的奏章，還是內閣的票擬，或起草的詔令，在交到皇帝手裏之前，都要先經文書房的宦官們過目；對於皇帝而言，他所下達的指令，也不能直接送達官員，也要先經過文書房的宦官之手。
這就是說，所有的奏章在經過文書房的宦官們中轉後，其中的內容都已被司禮監的太監們知曉，而內閣大臣們的票擬，只有通過司禮監的審閱後，認爲比較靠譜的，才能送達皇帝的案牘。
明朝本無相，可人們還是習慣把大學士稱作“相”，把秉筆太監稱作“內相”。如此稱呼，其實還是有一定道理的。因爲大學士和秉筆太監的職責雖然不同於真正意義上的宰相，但是在同皇帝分掌大權這一點上卻是相同的。
內閣與司禮監作爲權力結構中的一個羣體單位，一般總要設一個政治代表。內閣的代表通常就是首席大學士，而司禮監的代表就是掌印太監。
如果皇帝、內閣和司禮監這三方的勢力是均衡的，那麼權力重心就會正好落在權力三角的幾何重心上，此時的政治局面就會趨於穩定狀態。但在政治運行的常態下，帝國的權力重心總會或多或少地出現偏移。比如在嘉靖和崇禎時期，剛愎自用的皇帝非常強勢，內閣與司禮監只好讓出自己的權力份額，帝國的權力重心自然就會倒向皇帝一方。
在明代，先後出現過三次宦官專權，在最著名的魏忠賢之前，還有劉瑾和王振。這三次宦官專權，具備一個相同的條件，那就是皇帝不願承擔自己的職責。在這種情況下，帝國就亟需一位值得皇帝信任的宦官作爲權力經紀人。
司禮太監所處的特殊位置，爲他們充當政治代理人提供了便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