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朋黨們：最後的救贖，或者死亡之舞 (第3/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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閹黨中的這三種人有着不同的政治背景，他們加入閹黨的動機也是各有不同。

對於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來說，投靠魏忠賢只是一種政治投機。說白了，他們這麼幹就是爲了能夠在官場上撈取更多的現實利益。他們也清楚，這是一項極具道德風險的政治投資。在明代及前朝都有史可鑑，官員依附宦官雖然能一時榮華，卻難逃身敗名裂的下場。

明知這是一場飛蛾撲火的遊戲，可他們難以擺脫眼前利益的誘惑；明知撲上去會灰飛煙滅，可還是要走這一條路。既然這是一項高成本運行的權力遊戲，等到他們一旦握有權力，就急不可待地要利用最短的時間實現利益的最大化。在這種情況下，還有幾人會考慮國勢衰微？幾個人會考慮到帝國政局的混亂？

當時有一國子監生，竟然向皇帝上奏稱魏忠賢配祀孔子，於是在國子監西側又建起了魏忠賢祠。一個孔門學子，竟然讓一個文盲閹宦來配祀大成至聖先師，居然還贏得了帝國那些文官儒臣的喝彩，由此可見這些官員們的道德淪喪到了何等地步。那些內閣大學士、六部大臣、封疆大吏，個個以當魏忠賢的乾兒義子爲榮，這幫人的數量是不小的。如魏廣微、顧秉謙、崔呈秀、王紹徽、田爾耕、許顯純等人在當時都是閹黨中的代表人物，這些人都是帝國官場上的活躍分子。

崇禎初年清查閹黨逆案，共查出三百一十五人，實在是一個上規模的政治集團。中國歷史上，到了王朝行將滅亡之際，總會有一大幫厚顏無恥之徒冒出來。

如果我們非要對閹黨集團進行一個總結，那就是一羣貪婪、無恥、毫無原則的機會主義者。在帝國官場這個大染缸裏，形成了一種劣幣淘汰良幣的怪象，品質越惡劣的官員就越容易在官場上脫穎而出。

天啓皇帝即位的最初幾年，東林黨人依然把持着朝政。他們又翻起了舊賬，將“梃擊”“紅丸”和“移宮”三大案重新進行炒作。東林黨人的目的是在帝國權力系統內掀起新一輪的派系鬥爭，利用鬥爭在輿論上將那些唱反調的人搞臭。無論是在政治問題上，還是在軍事問題上，雙方都爭論不休。開始是東林黨和齊、楚、浙三黨之爭，後來演變爲東林黨與閹黨的正面PK。

在東林黨人看來，他們與閹黨正邪勢不兩立。在這種模式化的思維邏輯的制約下，東林黨人關於人性、人格的認識變得越來越混沌，致使他們愈益深入地陷溺到狹隘的派系衝突中。天啓三年（1624年）春，正值朝廷舉行京察大典。負責這項工作的是吏部尚書張問達和左都御史趙南星。這兩個人都是東林黨的領軍人物。他們利用這次機會把專同東林黨作對的所謂“邪黨”人物紛紛貶黜外放。

因此，這次京察就成了一次東林黨排除異己的派系鬥爭。“邪黨”人士在這次鬥爭中遭到清洗，東林黨人幾乎佔據了帝國所有的權力部門。因此，這一時期也是“東林黨”勢力最爲鼎盛的時期。

東林黨人的天理運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