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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餉只限用於駐防軍的直接開銷，即糧食、武器彈藥的補充等。用來撫卹他國要人的遺族，是不妥當的。吳兆有將此事報告李鴻章。
袁世凱沒有別的財源，只有先挪用，以後再“做正開銷”。
然而沒等他上報申請，吳兆有便揭發了。不管有何打算，被告發後就構成公私不分、賬目混亂的罪名。李鴻章下令：“所借錢款，着由個人償還。”
袁世凱只好拿出私人財產。正當趾高氣揚之時，這件事給他當頭一棒。
“這就是過分逞能逞強的結果”，袁世凱自己得出結論。他終於明白了。袁保齡也在信中批評他：“你此次在朝鮮的功績，舉世矚目，竟爲吳某所算，乃‘闊’字之病。”
所謂“闊”字之病，即疏忽大意，或者說警惕性不高。
“甲申政變”之後，袁世凱成了“衆矢之的”，敵方、我方一齊攻擊他。吳兆有的暗算不過是挑錯整人，還不爲重，而敵人的箭矢來勢兇猛，並塗滿毒藥。
日本方面強調，這次兩國衝突的責任在清軍指揮者身上。
“壬午軍亂”時，日本人死了十幾人；而“甲申政變”中，磯林大尉等四十多人死亡。竹添感到，自己發動這場政變死了這麼多人，責任重大，於是使勁兒往袁世凱身上推。
竹添後來對自己的門生總保持沉默，但在回國之初，卻向日本朝野人士辯駁，說：“此次諸事，皆因袁世凱不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