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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時亨接受教訓，打算將東學組織改成純宗教的團體，去掉一切政治色彩。他刊行了第一代教祖的遺文《東經大全》，本心是想把東學限制在一定的框框之內。然而，刊行遺文，客觀上就是爲始祖申冤，是政治性的。崔時亨做事小心謹慎，仍不能完全脫離政治，終於釀成悲劇。
在東學組織中，與崔時亨相反，有些人希望把東學的政治色彩弄得濃濃的，以便爲教祖申冤。他們開展運動，認爲不動員民衆向當權者進逼，效果就不顯著。崔時亨本人則希望避免同當權者摩擦，在動員民衆方面不積極。東學組織已經壯大，儘管他是第二代教祖，一個人的意見也左右不了整體的活動。熱衷於東學政治化的領袖是全琫準。
全琫準生於1854年，比崔時亨小二十七歲。不能說年輕就過激，他的確是個熱血男兒，但使他傾向於過激的卻另有理由。他出生在農村的書香門第，當然，這書香門第只不過是低級官員的家庭。他的激烈稟性，可能是家族的傳統。父親全彰赫痛恨中央任命的郡守橫徵暴斂，襲擊官府，死於杖刑之下。全琫準目睹那種慘狀，自然在心底熾烈地燃燒着對權勢的憎恨之情。加入東學組織後，對於崔時亨的溫和態度，他非常不滿。
東學組織的擴大，不免要帶進來各種各樣的思想傾向。有墨守宗教教義者，有傾向於政治者，有膽小鬼，有勇士，總之，這些形形色色的人都是心有不滿才加入東學的。在各種不滿當中，最多的要屬生活方面的不滿，因爲生活日益困苦。
朝鮮開放比日本稍遲一些，而剛剛開放不久的日本卻想撬開朝鮮閉鎖着的大門。這時候，其他國家正忙於他們自己的事。英國有印度問題（1857年印度民族起義），美國有內政問題（1861年開始南北戰爭），法國有普法戰爭（1870年）、安南殖民問題，俄國有經營西伯利亞問題等。不管誰來管理，只要一開放，社會就避免不了變革。例如：日本商人從上海批發英國棉布，運到朝鮮來銷售，朝鮮脆弱的手工業必然受到衝擊，靠衣類行業生活的人們必然要破產。
“壬午軍亂”“甲申政變”等，都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發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