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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凱答應出謀劃策。他進行了詳細的調查，要求賠款的根據是豆谷買賣合同。袁世凱認爲，合同不是雙方當事人各執一份，不能要求不履行合同的賠償。本來防谷令是正當措施，要求賠償之類事情可以不予理睬，但問題已經紛爭至此，就適當地付給一些。日方提出一個過細的數字，袁世凱慫恿外署督辦也提出一個更爲詳盡的數字——四萬七千五百七十五元五角四分九點三一二厘。
這時督辦換爲趙秉稷。
“豈有此理！”大石正巳要頂回這個數字。
朝鮮方面以冷處理的方式將此事擱置了一個月，然後提出：“那麼，還按照以前我們同梶山公使之間即將達成的那個數額吧，六萬零七百三十四元九角六厘。”
“我是作爲軟弱無能的梶山的後任來到這裏的，那個數字不要再拿給我看。”
大石正巳態度高傲，蔑視朝鮮官員。
同日本大石正巳公使交涉的是外署，即朝鮮外交部。他不願再同外署打交道，希望直接同政府交涉，因爲外署背後有袁世凱，事情難辦。
朝鮮方面拒絕了，外交的職能部門是外署，必須通過它纔行。這樣蠻橫無理，使大石成了不受歡迎的人。不僅朝鮮官民，連外國的使節也紛紛議論，稱他是“那個恫嚇者”。
談判毫無進展，大石公使焦急起來。三十八歲的少壯政治家，面臨一堵厚牆，必須想辦法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