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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風喚雨”的道士竟然讓一位傑出的法·家政治家、軍事家身披道衣、跣足散發，沐浴齋；戒，焚香禱告，興妖作法。“七星壇祭風”，“巧布八陣圈”、“驅六丁六甲掃蕩浮雲”、“五丈原禳星”，凡此等等，其實，赤壁之戰有東南風是自然規律。陸遜不趁劉備大敗而跟蹤取川，是“魏兵襲其後也”，絕非“八陣圖”的亂後嚇退。“死諸葛走生仲達”是諸葛亮平時治軍有方，戰略戰術靈活，使司馬懿一時摸不着底細而不敢長驅直追，並非什麼將星“似墜不墜”所致。
4、“英雄創造歷史”的代表。說什麼“伏龍、鳳雛、二人得一，可安天下”。當諸葛亮登臺後，總演主角，凡事都在他予料之中，他坐上四輪車，搖着羽毛扇，指向哪裏，勝在哪裏，似乎歷史被諸葛亮指揮得團團轉。但歷史證明，如果沒有東漢末年的黃巾農民大起義，就不可能摧毀儒術橫行的東漢政權，就不可能開闢出一個推行法家路線的新時期。諸葛亮之所以有成功的軍事政績，是他順應了歷史發展的潮流，是他法家思想的啓現，是他推行統一中國的法家路線的結果。而“人民、只有人民纔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
三、諸葛亮法家思想的偉大實踐
諸葛亮自公元207年登上政治舞臺後，在建立和鞏固蜀漢政權中，使其法家思想得到了偉大實踐，極力推行了統一祖國的法家政治路線，其成果輝煌。公元2o8年，他親赴紫桑，說服孫權，孫劉聯兵，以少勝多，赤壁一戰，擊敗曹操。爾後助劉備趁勝“跨有荊益，保其巖阻”。公元221年使劉備正式建立蜀漢政權，與曹魏、孫吳鼎足抗衡。劉備死後，他“兩和諸戒，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務農植谷，閉關息民”。“七擒七縱’孟獲，平定南中。“軍資所出，國民富繞”。“冶戒講武，以侯大舉”。自公元227年始，“獎串三軍，興師北上，五出祁山，八年伐魏。終因主客觀原因所限，未能達到“北定中原”的總目標，
公元234年病發五丈原軍中。“出歸未捷身先死”，但他順應歷史潮流，在其法家思想的實踐上，爲實現祖國統一，民族團結、人民安寧、社會生產發展，做出了有益的貢獻。
l、 “內修政理”，以法治蜀。
諸葛亮在治蜀方針上採取了先秦法家“法住而國治”的思想。化爲了革除劉焉父於推行儒家仁政而造成“文法羈糜互相承事，穗政不單，威刑太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答法正書》的混亂狀況，堅持“以法治蜀”的鮮明立場。“刑法峻惠”，嚴加抑制豪強兼併割據勢力。當時法正勸諸葛亮應“緩刑馳禁”。諸葛亮嚴正回答，並明確宣佈：“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思；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恩榮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主要，於斯面薯”《答法正書》。有人諷刺他吝惜敖罪，他說：“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治理國家要用“以刑德治臣”。因而在北伐中，蔣瑰認爲正在用人，勸請葛亮不宜斬馬謾，諸葛亮在《論斬馬謾》中說：“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此說明諸葛把法治與統一緊密聯繫在一起，要實現統一，必須“以法治蜀”，“內修政理”。因此，他在政治上“刑不擇貴”，組織上“務在舉賢’；輕濟上推行屯田，“務農植”，鹽鐵官營，他從各方面整頓法紀，革新政治，抑制豪強，有效地加強了蜀漢中央集權統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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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嚴明，賞罰必信”。諸葛亮在《賞罰》中說：“禁令刑罰，所以成心”，“賞以興功，罰以禁奸”。他認爲法令刑罰是治國的重要工具，可震懾人心，勸善規惡。他說：“經常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