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子提示您：看後求收藏（貓撲小說www.mpzw.tw），接着再看更方便。
以上兩說，以孔子作《儀禮》說比較合理。據《禮記·雜記》記載，恤由死後，魯哀公曾派孺悲向孔子學習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也就是說，《儀禮》的《士喪禮》在這時經過孔子的傳授被正式記錄下來了。皮錫瑞《三禮通論》、梁啓超《古書真僞及其年代》據此認爲，這是孔子作《儀禮》的明證，並進而推論其餘十六篇也是孔子所作。他們還認爲，《儀禮》文字風格與《論語》非常相似，其內容與孔子的禮學思想也完全一致，例如孔子很重視冠、昏、喪、祭、朝、聘、鄉、射等八禮，而《儀禮》十七篇正是記述這八種禮儀的，這不能說是巧合。邵懿辰等斷言，《儀禮》十七篇並不是經歷了秦火而殘存的篇數，而是孔子教授弟子的原典，十七篇的內容已經足以總攬禮的大綱。但是，也有學者懷疑《雜記》所記的真實性，清人崔述《豐鎬考信錄》就說：‘今《士喪禮》未必即孔子之所書。‘從周代金文以及《尚書》、《逸周書》、《國語》、《左傳》、《毛詩》等文獻看，周代已經出現了一些比較程式化的儀禮，貴族們經常舉行各種典禮，如冠禮、覲禮、聘禮、饗禮、喪禮等，其儀節與《儀禮》所見有相同或相似之處。近人沈文倬先生認爲，《禮記·雜記》所說的《士喪禮》，實際上包括《喪服》、《士喪禮》、《士虞禮》、《既夕禮》等四篇，後三篇記述的是喪禮的連續過程，《喪服》記述的是喪禮中的服飾，內容貫通，缺一不可，著成的年代應該比較相近，大約在魯哀公末年至曾悼公初年，即周元王、定王之際。而《儀禮》一書，則是公元前5世紀中期到4世紀中期的一百多年中，由孔門弟子及後學陸續撰作的。沈說較爲公允。
《儀禮》十七篇，除《士相見禮》、《大射禮》、《少牢饋食禮》、《有司徹》等四篇之外，其餘各篇之末都有‘記‘。一般認爲，記是孔門七十子之徒所作。《喪服》一篇體例較爲特殊，經與記均分章分節，其下又有‘傳‘。傳統的說法認爲，‘傳‘是孔子門人子夏所作。但是，也有人認爲，此子夏爲漢代人，與孔子的門人子夏同名，而非一人。
作者： 溪山琴況 2005-8-10 21:58 回覆此發言
33回覆 ：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彭林著《中國古代禮儀文明》連載
三 、《儀禮》的傳授與研習
據《史記》記載，西漢初最早傳授《儀禮》的是高堂生。《漢書·儒林傳》：‘漢興，然後諸儒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諸學多言禮，而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是，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一般認爲，高堂生把《儀禮》傳給蕭奮，蕭奮傳給孟卿，孟卿傳給後蒼，後蒼傳給大戴（戴德）、小戴（戴聖）、慶普，這就是漢代的《禮》學的所謂五傳弟子。但是，《史記·儒林傳》所記，在蕭奮只前還有徐氏，蕭奮之《禮》當得自徐氏，徐氏與高堂生的關係不詳。《禮》爲五經之一，最初的《禮》博士是誰，今已不可考。宣帝時，博士後蒼以《詩》、《禮》名世。據《漢書·藝文志》，後蒼以《禮》授‘沛聞人通漢子方、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沛慶普孝公。……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普之學‘。西漢政府設立的《易》、《詩》、《春秋》‘五經博士‘，都是今文經學。《禮》也不例外，大、小戴及慶氏三家也都是今文經學，其中，大、小戴列於學官，慶氏不立於學官。
最早爲《儀禮》全書作注是的鄭玄，此前只有少數人爲《儀禮》的某些篇作過注，如馬融作的《喪服注》即其例。鄭玄的情況已在介紹《周禮》時談到，此處不再重複。鄭玄的《儀禮注》和《周禮注》一樣，文字精審，要言不煩，博綜衆家，兼採今古文，受到廣泛的歡迎，成爲《儀禮》研究的不祧之祖。魏晉南北朝時期，門閥士族嚴辨宗法血統，《儀禮·喪服》根據服喪者的嫡庶親疏身份，對喪服的樣式作了嚴格的規定，因而《喪服》研究成爲當時的時尚，著述極多。唐代學者在總結兩漢、魏晉南北朝經學的基礎上作《九經疏》，其中的《儀禮》疏是由賈公彥做的。遺憾的是，儘管賈氏的《周禮疏》贏得了很高的學術聲譽，但《儀禮疏》得到的評價並不高，原因是魏晉時《喪服》獨盛，其它各篇研究較差，所以賈氏作《儀禮疏》時，《喪服》一篇所引章疏有袁準、孔倫等十幾家，材料比較豐富，而其餘各篇所引，只有南齊的黃慶、隋的李孟哲兩家，詳略十分懸殊，而且黃、李二家的注水平也不高，連賈氏自己都不滿意。
唐以《易》、《詩》、《書》、《三禮》、《三傳》等‘九經‘，考課取士。按經文自數的多少，將‘九經‘分爲三等，《禮記》、《左傳》爲大經，《毛詩》、《周禮》、《公羊》爲中經，《周易》、《尚書》、《儀禮》，《穀梁》爲小經。由於《禮記》的字數比《左傳》少，所以，攻大經者竟相讀《禮記》；中經與小經之中，《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四經或文字艱深，或經義晦澀，難收速效，故鮮有攻讀者，這是‘三禮‘之學中衰的重要原因。
宋神宗熙寧四年（1071），王安石改革科舉制度，宣佈廢罷詩賦及明經諸科，《儀禮》也在廢罷之列。古代科舉分房閱卷，從此之後，再無《儀禮》之房，因此，誦習《儀禮》的學者寥若晨星，《儀禮》屢經翻刻，訛脫衍倒之處在在多有，但由於誦習者少，很少有人問津。朱熹曾慨嘆：《儀禮》人所罕讀，難得善本。元、明兩朝，學者高談心性理氣，多不願研究以名物制度爲主的《儀禮》，所以《儀禮》之學益微，不絕如縷。
有清一代，是《儀禮》之學的極盛期，名家迭出，著述宏富，學術水平也遠超前賢。清代的《儀禮》研究，始於顧炎武。康熙初，顧炎武以唐開成石經校明北監本‘十三經‘，發現《儀禮》一脫誤最多，他在《九經誤字》中曾詳加臚列。稍後，張爾岐作《儀禮鄭注句讀》，附《監本正誤》、《石經正誤》二卷，詳校《儀禮》經注之誤。其後有許多學者致力於《儀禮》的校勘和研究，由於他們不懈的努力，《儀禮》的原貌基本恢復，爲《儀禮》研究的深入，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清代《儀禮》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是胡培翬的《儀禮正義》。胡培翬，安徽績溪人，自祖父胡匡衷起，一門四世皆致力於《儀禮》研究，積澱深厚。胡培翬本人又以四十年之功，作《儀禮正義》四十卷，成爲《儀禮》研究集大成的著作。胡氏把自己的工作概括爲四點：一、‘補註‘，即補充鄭注之不足；二、‘申注‘，即申述鄭注之義蘊；三、‘附註‘，與鄭注相異而義又可通的說法，附而存之，以資研究；四、‘訂注‘，即訂正鄭注的錯誤。此書不僅對以往《儀禮》研究的成果作了全面總結，解決了許多難點，而且新見迭出，使《儀禮》研究躍上了全新的臺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