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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禮儀文明》之八
闡發禮義的妙語集萃--《禮記》
在《三禮》中，《禮記》最晚取得經的地位，但卻是後來居上，成爲禮學大宗，大有取代《儀禮》、《周禮》之勢。《禮記》多格言妙語，文字生動，富有哲理，所以受到廣泛歡迎。不管自己是否意識到，中國士民很少有不受它的影響的。
一、《禮記》的成書
古人把解釋經典的文字稱爲‘記‘，《禮記》原本是《儀禮》的‘記‘。《儀禮》的記有兩種，一種是附於《儀禮》各篇正文之後的‘記‘，旨在對儀節的語焉不詳之處作補充，而不涉及禮所蘊涵的深意。文字多爲零句散語，不相連綴。另一種是單行的記，各自獨立成篇，既有對孔子言論的追記，也有禮學思想的闡發，還有對古代制度的描述等，內容要豐富得多，數量也明顯超過前者，《禮記》各篇就屬於這一類。單行的‘記‘戰國時期很流行，但秦火之後，一度銷聲匿跡。
西漢景帝、武帝之際，河間獻王劉德從民間得到一批‘古文先秦舊書‘，其中有‘禮記‘，但未提及篇數。《漢書·藝文志》禮類有‘《記》百三十一篇‘，當是獻王所得《禮記》的篇數。西漢時，《記》是依附於《禮經》而流傳的，性質類似於今人所說的參考資料，不可能列入學官。西漢末年，劉歆校理祕府文獻，見到的‘記‘只有一百三十篇，但另有《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總共有二百十四篇。劉歆作《別錄》，對《禮記》各篇所屬的門類逐篇作了說明，如‘屬通論‘、‘屬吉事‘、‘屬喪服‘等。漢代流傳的《記》可能不止於此數，所以，近人洪業先生有‘兩漢學者所傳之《禮》，經有三而記無算‘之說。
《記》儘管沒有經的地位，但依然受到漢儒重視。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的石渠閣會議上，聞人通漢、戴聖在發言中就引用了《記》。當時許多學者都有自己的《記》的選輯本。經過比較和淘汰，到東漢中期形成了《大戴禮》和《小戴禮》兩種比較權威的輯本。鄭玄《六藝論》說，戴德、戴聖叔侄二人傳授禮學，‘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孔穎達《禮記正義》引）大小戴《禮記》與古文《記》是怎樣的關係，鄭玄沒有提到。晉人陳邵在《周禮論序》提出《小戴禮》是刪《大戴禮》而成的說法：‘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聖刪《大戴禮》爲四十九篇，是爲《小戴禮》。後漢馬融、盧植諸家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略而行於世，即今之《禮記》是也。‘（《經典釋文·敘錄》引）《隋書·經籍志》大體沿襲此說，但又說馬融在《小戴禮記》中增入《月令》、《明堂位》、《樂記》等三篇，所以纔有四十九篇之數。這一說法流傳很廣，但漏洞很多。清代學者戴震、錢大昕、沈欽韓、陳壽祺、毛奇齡，以及洪業等都曾加以駁斥，其要點可歸納如下。
首先，若如其說，則二書篇目應該完全不同。但是，今天見存的大、小戴《禮記》中都有《哀公問》和《投壺》。此外，《曲禮》、《禮器》、《祭法》、《祭義》、《文王世子》、《曾子問》、《間傳》、《檀弓》、《王制》是《小戴記》篇名，而《漢書》、《五經異義》、《白虎通》、《毛詩》等引及時，稱引自《大戴記》。說明它們也爲大、小戴《禮記》所共有。
其次，《漢書·曹褒傳》說曹褒的父親曹充‘持慶氏禮‘，‘傳《禮記》四十九篇‘。‘慶氏禮‘是後倉弟子慶普所傳之禮。慶普與二戴是同時代人，而慶氏禮已有四十九篇之數。《後漢書·橋玄傳》說戴聖的弟子橋仁‘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說明四十九篇之數在馬融之前已有。而劉歆《別錄》的《禮記》篇目中有《樂記》，可見《樂記》也非馬融所增。
再次，大、小戴是武帝、宣帝時人，劉歆是哀帝、平帝時人。二戴怎麼可能去刪劉歆編次的《禮記》？此外，《大戴記》文字多有見於《小戴記》的，如《曾子大孝》見於《小戴記》的《祭義》；《諸侯釁廟》見於《小戴禮》的《雜記》。《朝事》與《聘義》，《本事》與《喪服四制》也頗有相同之處。如果說小戴爲‘去其繁重‘而刪大戴，就無法解釋這種現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