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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黃老之學看來，君主如果能做到清靜無爲，設官分職，定好名分，便可坐享其成。而作爲大臣，如果能恪守清廉勤謹，不求名利，謙恭地教導百姓，那麼天下必然大治。
相反，如果象儒家所要求的那樣，君權神授，皇權至高無上，權柄集於君主一身，君主做爲天下之儀表，事必躬親，“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事無鉅細，都要一一過問，那麼，則“主勞而臣逸”，皇權和相權嚴重失衡，長治久安也就成了一句空話了。
黃老之學的“無爲”提倡皇權和相權制衡，而朝廷目前急需的就是穩定當前的官制，實現皇權和相權有效制衡基礎上的君權至上，所以儒家的“天人感應，君權神授”所主張的君主集權，已經對社稷穩定形成了威脅，朝廷必須起用一種新儒學作爲國策基礎，從而穩定和鞏固現行制度，並保證此制能長久延續下去。
黃老之學根據天與地各有固定位置（天上地下）和陰陽二氣的對立衝突中“陽主陰次，陽動陰靜”的特點，提出了尊卑有序，貴賤有位，等級有別的社會政治倫理思想。這一點和儒家“有德者受天命爲天子”的觀點截然不同。
例如孝景皇帝時，《詩》博士轅固與道家黃生曾就湯武除桀紂的問題展開辯論，辯論的主題是湯武除桀紂是“受天命”還是“臣弒君”。
轅固據經義，說湯武誅桀紂，做天子，是得民心的正義行爲。黃生引道家說，破帽子還得戴在頭上，新鞋子終究穿在腳下，認爲湯武雖是聖人，到底不該放桀、弒紂。孝景皇帝下判斷說，喫肉不喫馬肝（有毒），不算不知味，意思是請他們不要再爭論湯武除桀紂的是非了，其實也就是不贊成湯武除桀紂。在孝景皇帝看來，道家黃生的臣下絕對忠於君主的思想更有利於維護王朝的統治，而轅固的“受天命”理論則會給社稷穩定帶來很大危險，它既可用來論證“強漢”代“暴秦”的合理性，也可以用做發動叛亂和推翻本朝統治的藉口。“受天命”的觀點成了當初儒學不能興盛的原因之一。（這個轅固後來又與竇太后爭辯儒道兩家的高低，竇太后大怒，令轅固和野豬搏鬥，幸得孝景皇帝給了他一把好刀，否則他就要被野豬咬死了。）
當今天下，長安有個天子，襄陽有個天子，誰是正統？誰應該受天命爲天子？是不是應該有德行高尚的人出來受命於天，重建社稷？
今日皇權淪落，誰來做皇帝，估計沒多少人在意，甚至包括長安的很多大臣至今對天子和朝廷的忠誠還是停留在嘴裏。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很多，社稷動盪，生靈塗炭等等，但儒學衰敗是個不爭的事實。儒學衰敗導致人們對儒家的綱常名教，對於“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等儒家學說失望到了極致，在很多人的眼裏，成者爲王，敗者爲寇，什麼尊卑有序，貴賤有位，都是胡扯八道。
很長時間以來，各方豪雄爲了爭奪權柄霸佔疆土，不惜誅殺無仇之民，攻伐無罪之城，發動了一場又一場的戰爭，結果，殭屍動以萬計，流血漂櫓丹野，黎民暴骨野外，本來綠草茵茵、五穀飄香的原野，變得荒無人煙、滿目淒涼，而昔日繁華熱鬧、車水馬龍的城邑，更是成爲瓦礫廢墟。但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王公貴族、門閥富豪們還是利用手中的權勢和實力窮奢極侈，橫徵暴斂，爲所欲爲，誓死要榨乾百姓的血肉。他們喫喝玩樂，穿着陵羅綢緞，住着瓊樓高宇，家裏堆滿了金銀和錢糧，過着荒淫生活，而可憐的百姓們被迫背井離鄉，四處流亡，啼飢號寒，人競相食，白骨蔽野。試問在這個時候，還有什麼三綱五常？還有什麼禮法名教？還有多少人對儒家那一套深信不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