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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朝廷迫切需要一種新儒學，重建尊卑有序、貴賤有位、等級有別的社會政治倫理思想，重建禮法名教，並在此基礎上重建天子和朝廷的威儀，重建大漢王朝的信心和榮耀。
《黃帝四經》重視農業生產，認爲根據天地、陰陽、四時的自然規律，應該頒佈相應的農業政策。政策一旦制定，統治者就應“恭儉無爲”，不要在農忙季節大興土木以“逆天時，亂民功”，更不要大肆搜刮民財而使百姓無法繼續生產。而要做到這種以不干涉，不影響百姓的生活爲主要內容的“無爲”，天子和各級官吏必須在生活上“恭儉樸素”，不尚奢華。
這同樣是當前朝廷急需解決的問題。
重農抑商的政策朝廷頒佈了不少，但效果不是很好，農夫的收入並沒有顯著提高。而這些年奢華之風卻在朝野上下越刮越猛，而始作俑者就是門閥世家和商賈富豪，尤其是婚嫁和喪葬，更是成了人們競相攀比花錢的地方。貧苦百姓們在奢華之風的影響下，日子越來越艱難。
儒家的核心是禮。禮制紛繁複雜，諸多禮儀在具體實施過程中需要花費很多錢財，而最花錢的就是婚禮和喪禮。對於普通百姓來說，家資一般在數萬錢至十餘萬錢之間。而一個男子的聘金數基本上是其家資的總數，在萬餘錢至數萬錢之間，加上婚宴花費，一個男子娶親就足以讓其家一貧如洗。
至於喪葬花費更是驚人，孝是儒家仁德治國的根本，是對人的最基本要求。人們爲了表達自己的孝行，首先提倡厚葬。厚葬之風自秦開始，到本朝更是愈演愈烈。曾有人對厚葬習俗感嘆說，“世以厚葬爲德，薄終爲鄙，富者奢僭，貧者殫財，法令不能禁，禮儀不能達。”因爲埋葬死者而弄得傾家蕩產，而賣身爲奴，而貪贓枉法，而鋌而走險者比比皆是，致使活着的人往往無法維持生活，境遇悲慘。孝文皇帝、孝景皇帝、光武皇帝都曾針對這一弊病而提倡“薄葬送終”，甚至下詔頒令，但收效甚微。
原因很簡單，本朝奉行的是儒家學說，要求人們學習《四書》、《五經》，加強“六藝”的教育，通過道德、名節、禮法和知識的教養和修習，使受教者的日常生活包括衣食住行、待人接物等等，都要接近儒家道德規範和行爲準則，在社會上做一個仁、義、禮、智、信五常畢備的拳拳志士，成爲溫、良、恭、儉、讓五德在身的彬彬君子。試想在忠孝仁義禮已經深入一個民族、一個王朝骨髓的情況下，一道法令能遏制人們對“孝”的尊崇嗎？
物極必反，這個問題在大漢穩定時期或許對社稷的危害不嚴重，但在如今天下未定、百廢俱興之期，這個問題就直接影響到了百姓的生存，社稷的穩定。
爲了解決這一類諸如影響百姓生活，影響社稷安危的諸多問題，朝廷同樣需要從儒學上下手，同樣需要一個新儒學，需要一個既能教導人們遵守禮法名教，又能教導人們“恭儉樸素”的新儒學，讓天下百姓都能安居樂業。
李瑋接着又藉助《黃帝四經》說到了“文武兼備、輕賦薄徭、貴柔守雌”等等關於道家黃老之學在戍守疆土、與民修養、選拔人才等等國策上的優越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