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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中地區的秋季多雨，1974年的秋天尤甚。老天爺似一個怨婦，陰着臉淅淅瀝瀝、斷斷續續地下了十多天，下得人心裏都要長毛了。我不住嘟嘟囔囔地埋怨老天，母親說：“老天爺的事誰都管不了。”母親說得對，老天爺的事人怎麼管得了？
9月11日那天早飯後，瀟瀟雨歇，雲也薄了，泛着白色，太陽似乎有露臉的意思。同學兼鄉友新科約我去逛楊陵鎮，我二話沒說拔腿就走。母親大聲說：“早點回來！”我答應了一聲就跟着新科出了村，村口還有好幾個夥伴在等着我們。我是我們杜寨生產大隊的團支書，還兼着生產隊會計，身邊圍着一大羣青年夥伴。我們一夥人說說笑笑直奔楊陵鎮。我穿着海魂衫，歡快得像一匹青口馬駒，可以毫不謙虛地說我是我們一羣夥伴中的亮點。
我們村有兩大姓——何和賀，外村人常常搞不清楚。新科姓何，比我年長一歲，按鄉俗輩分他得叫我一聲叔，可他從沒叫過我叔。不是他不懂禮數，也不是他對我不尊重。我倆是一起和尿泥長大的玩伴，一同上學，先在村裏讀初小，後在張家崗小學（西農附小）讀高小，再後在楊陵中學讀初中。1968年我們畢業回家務農。1970年學校復課，楊陵公社給我們杜寨大隊分了三個推薦名額，那時新科已在水利工地謀了個差事，雖說戶口還在農村，但每月有20多元的工資，讓我很是羨慕。我約他一同去找大隊支書，希望能被推薦上高中。他說他找人問過，上高中是“社來社去”，念兩年書畢業後還要回農村，他不想再讀書了。我明白他是不願放棄好不容易纔弄到手的工作。如果他願意讀高中，三個名額肯定會有他一個，因爲大隊支書是他的遠房叔父。後來我們生產大隊推薦了三人，其中一人因一些原因未能推薦成功，我和另一個青年上了高中。後來一次閒聊，新科說很是後悔放棄了那次讀書機會。可是，世上沒有賣後悔藥的。
我受傷致殘後，水利工程結束了，新科回到了村子。他先是代替我當了團支書，後來當上村支書，再後來晉級鄉政府公幹。一日，他覺得頭疼頭暈，便去醫院就醫，各種檢查出來，竟然是腦瘤！只能去西安大醫院治療。他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終於住上了院。頭疼頭暈是間歇性的，並不妨礙飲食起居和行動自由。手術安排還需幾日，他便讓陪他的家人回家安排家裏的事，可剛離開就出事了。晚飯後，他獨自出去散步，再沒有回來，至今不知所終，想起來就令人傷心悲痛不已。
那時，新科已結婚，每個星期天都會回家，逛街忘不了叫上我。
當時，楊陵鎮的街道長不足二里，從東走到西也不過一支菸的工夫，兩家食堂、一家旅社、幾家商店、一家醫院、一座火車站散落在街道兩邊。儘管如此，卻是方圓幾十裏地最繁華的鄉鎮。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以西北農學院爲首的八大單位（西北農學院、陝西省農業科學院、中國科學院西北植物研究所、中國科學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西北水利科學研究所、陝西省農業學校、陝西省水利學校、陝西省化工安裝工程三處）齊聚楊陵鎮，使這座小鄉鎮盡顯繁華。
那天楊陵鎮很是熱鬧，人特別多。綿綿秋雨下得人心裏都長了毛，雨停歇了，誰都想出來散散心，首選地自然是楊陵鎮。我們逛得很開心，出了這個商店又進那個商店，不爲買東西，就爲閒逛散心。當時我根本不知道那是我最後一次自由行走。
我們一夥有說有笑逛着大街，迎面走來一羣姑娘，如一道亮麗的風景線。走在前面的新科跟我開玩笑，說我媳婦在這些姑娘中間。新科已經結了婚，據他說年底就要當爹了。對此我並不羨慕，我覺得他婚結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