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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了能夠籌到錢，段祺瑞想到了在弘憲帝國覆亡後一直賦閒在家的曹汝霖，便一再請其出山。而曹汝霖此時已經被西原龜三找過了，他了解到了日本政府有意資助段祺瑞統一中國，也認爲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因而就答應了段祺瑞的請求。
在和西原龜三接觸多次後，段祺瑞也瞭解到了寺內正毅的用心，但他仍然同意接受日本方面的資助，正象曹汝霖說的那樣，是想利用日本的財力完成全國的統一。
對於滾滾而來的日元背後的陰謀，段祺瑞其實也是心知肚明的，但他堅定地認爲，一旦中國實現統一，變得強大起來之後，剩下的事情，還是“好商量”的。
在後世的人們看來，這樣的想法可以說是自己給自己挖好了陷阱。但在當時而言，持這樣功利主義的政治家不在少數。從康有爲到孫中山，都有過出賣國家領土主權換得中國改革強大之資本的設想和行動。段祺瑞有這樣的想法，其實一點兒也不奇怪。
此時曹章陸三人還在趙家樓曹汝霖私宅內談論，他們全然不知，很快，一場大禍即將臨頭。
北國的春天，來得遲，去得早，可謂“春來也無信，春去也無蹤，眼睛一眨，在北京市內，春光就會同飛馬似的溜過。屋內的爐子，剛拆去不久，說不定你就馬上得去叫蓋涼棚的纔行。”正因爲北京的“春光”稍縱即逝，“踏青”成了雅俗共賞的遊戲。
只是1920年的6月，山雨欲來，絕非表達文人雅興的恰當時刻。
6月4日算得上是個無風的晴天，卻此時的人們，卻總覺得頭上是一片陰雲。六月初，在北京算得上是春暖花香的日子，但人們的愛國熱情，也在這個時候，一天天地高漲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