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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承天門前，正陽門裏大道兩旁的槐柳，被一陣陣和風吹過搖曳動盪，而從西面中央公園的紅牆裏，卻飄散出來各種花卉的芬芳，假使在人稀風小的時候，也還可以聞到。但在這一天，北京的學生們卻並沒有賞花的“閒情逸致”，在他們的心裏，一心想着的是“國亡了，同胞起來呀！”
1920年的春天，已經被北京人普遍冷落。突如其來的巨大危機，使得世人的目光，全都轉而投向了承天門前吶喊的青年學生們。
以紅牆爲背景而又無意於觀花賞木的約4000名青年學生，正手舉白旗，在那裏列隊示威。學生們有的穿着夏布大褂，有的戴着蒙古式的毛絨帽子，學生中穿長袍的佔大多數，也有穿短黑制服的。因爲春夏之交的北京的氣候，實在說不準。在北京，春天似不曾獨立存在，如不算春是夏的頭，亦不妨稱爲冬的尾，總之風和日暖讓人們着了單夾可以隨意徜徉的時候真是極少，剛覺得不冷就要熱了起來了。儘管大清早雖然還有點微涼之感，到了午間卻已讓人感到煩熱，誰愛穿什麼樣的衣服，此時其實已經無所謂了。
中午以後，天氣漸熱。在這大熱天裏，這些一心一德的四千學生同處於承天門廣場的烈日之下，雖無厭倦之容，卻難免有忿恨之態。
承天門始建於明永樂十五年，是北京皇城的正門。清順治八年重建，此後三百多年，城樓的基本格局沒有大的改變。從承天門到與之相對的中華門之間，即爲御道，兩旁爲明清兩代的中央政府機關。即便進入民國，戶部街、兵部街、司法部街等地名，依舊提醒着此處乃是無可替代的政治中心。從皇帝舉行頒詔儀式的神聖禁地，變爲青年學生表達民意的公共場所，承天門的意義變了，可作爲政治符號的功能卻並沒有變。集會、演講、示威於承天門前，必能產生巨大的社會影響，這幾乎成了20世紀中國政治運作的一大訣竅。地方寬敞當然不無關係，可更重要的，還是因其象徵着政治權力。
學生們的行動早就驚動了報刊媒體，當記者們趕到承天門時，學生不過聚集了六七百人。然而過不多久，便有大隊學生手持白旗，紛紛由東西南三個方向雲集而來。
對中國歷史上史無前例的這次大規模學生示威遊行的全過程，當時的《京華日報》記者寫下了這樣的記錄：
“法政專門學校代表等大家到齊，學生們便要遊街示衆，叫我們國民也都知道有這種事體。遊街後再到東交民巷英、美、法、意各國使館提出說帖，表示我們的意思。完後還要轉到這裏，開會商議善後辦法。……教育部某司長勸說無效、步軍統領李長泰急忙趕來承天門，立於紅牆之下，勸說學生，學生代表又向李統領婉言曰：‘我們今天到公使館，不過是表現我們愛國的意思，一切的行動定要謹慎，老前輩可以放心的。’各校學生大呼走走。李統領亦無言，旋取下眼鏡，細讀傳單，半晌後對羣衆曰：‘那麼，任憑汝們走罷。可是，千萬必要謹慎，別弄起國際交涉來了。’言畢，囑咐警吏數語，即乘汽車而去。學生全體亦向南出發。”
“今日參加遊行的13所學校，處在東西長安街以北的就有8所。北大學生因與前來勸說的教育部代表辯論，耽誤了不少時間，故最後一個到達天安門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