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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可怕的法令使人民震驚不已。人們知道斯大林的法庭是冷酷、無情和不講法制的，紛紛爲自己的孩子擔驚受怕，深恐他們輕易成爲誣告，或純粹是某次誤會的犧牲品。甚至那些在斯大林官僚機構中擔任顯要職務的人，也爲此而惴惴不安。”
“政府爲緩和這一法令引起的可怕印象，竟玩了一個令人齒冷的把戲。它揚言新法令主要是針對那些盜竊農莊糧倉和火車車廂的流浪兒童！”
“按照馬克思的理論，犯罪現象是由社會環境造成的，是社會造就了罪犯。如這一觀點正確，那麼，它就是對整個斯大林制度的無情判決，因爲這一制度甚至把兒童也變成了罪犯，而且罪犯人數之多，使得政府無別計可施，只得把針對成年罪犯的法律擴大適用到兒童身上。在蘇維埃國家成立十八年之後，斯大林居然還將死刑加於兒童，這一事實，最鮮明地勾畫出了斯大林本人真實的道德面貌。”
“這一新法令公佈的時候，我正在國外。當時駐外國的蘇聯外交官員們，對斯大林專制下的這一駭人聽聞的法令無不憤慨。可斯大林卻表示，他對世界輿論的指責只抱以嗤之以鼻的態度。一個蘇聯大使對我說，爲了不讓外國記者們就這一丟人的法令提問，他不得不建議自己的部下取消了新聞發佈會。”
“各國黨組織的領導者也陷入了同樣難堪的境地之中。在1935年8月的法語教師聯合會代表大會上，有人向黨員代表提出了有關這條法令的問題。頭一天，他們找不到恰當的解釋，就乾脆矢口否認蘇聯會通過這樣的法令。可第二天，人家把載有法令全文的《消息報》拿他們看過之後，他們居然才生吞活剝地用了法令中的一段話來作爲回答：‘在共產主義時期，兒童具有很高的覺悟，受過良好的教育，完全能爲自己的行爲負責。’”
“更難以解釋的是，如此丟人的法令怎麼會毫無顧忌地公佈出來？要知道，斯大林歷來都竭力不讓外界得知他統治下的社會的陰暗面的。你們也知道。就連蘇聯存在集中營這件事，他也堅決否認，儘管這對全世界已不是什麼祕密。在他的統治下，幾百萬在西伯利亞集中營內掙扎的囚犯，都是未經任何審判就被關進鐵窗的，關於他們的事情，蘇聯報紙壓根兒就沒提起過。至於蘇聯的死刑，事實是每一個由法庭作出並公佈出來的死刑判決的後面，至少還有成百上千的人被祕密處死。”
“關於這一野蠻法令的出籠經過，你是回到莫斯科之後才知道的，是嗎？”周冠笙想了想，問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