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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五名疆臣中，除了李鴻章，都是主戰的，言路自然更爲激昂，甚至駐法公使曾紀澤亦主張對法國採取強硬態度。但是談洋務也好、談海防也好，恭王總是尊重李鴻章的意見，所以對法交涉，仍然出以持重。這樣到了三月初，李鴻章丁憂，不奉奪情之詔，而就在這時候法國在越南有了舉動，法國海軍上校李威利，率領一支四百五十人的隊伍，攻佔了河內。
於是照例交涉與備戰雙管齊下，但不等曾紀澤向法國外交部提出抗議和要求，法軍先已將河內交還越南，前後一共佔領了六天。越是如此，越見得法國居心叵測，推測緣故，或者是藉此向越南示好，進一步又有修約的要求，而修約的目的，是爲了驅逐劉永福，向中國要求通商雲南。因此，主戰的議論，又復甚囂塵上，而朝廷的舉指，也是朝不惜決裂的路子上去走。
第一步是調動西南疆臣，曾國荃復起，署理兩廣總督，雲貴總督劉長佑年紀大，鴉片煙癮亦大，被免了職，調陰鷙沉毅，有霸才之稱的福建巡撫岑毓英督滇，“唐拚命”唐炯也放了雲南藩司。同時不準李鴻章回籍服三年之喪，只准假百日後，仍迴天津駐紮，督率所部各營，認真訓練，並署理通商事務大臣。
當然，清流對此大事，是不會不講話的，張佩綸與陳寶琛聯名上了一個摺子：“存越固邊，宜籌遠略”，共建兩策，一策是“命重臣臨邊”，用以“鎮撫諸國，鉤絡三邊”，或者可以嚇阻法國。這“重臣”自然是左宗棠、李鴻章，擇一以欽差大臣駐紮兩廣，督辦法越事宜。
這一策之下，又有四個綱目，除“集水師”、“重陸路”的軍務以外，又主張“聯與國”，說德法世仇，應該聯德製法，而聯德之道，不妨向德國訂造鐵輪，多買槍炮。
第一策是正，第二策是奇，奇兵之用在聲東擊西，張佩綸和陳寶琛建議：以左宗棠的南洋和李鴻章的北洋兩支大軍，假作全力對付日本，而另簡賢能，“祕寄以滇粵之事”，如彭玉麟、丁寶楨、張之洞都可膺選。如果說，以左宗棠或李鴻章，出鎮西南，象晉朝陶侃的移鎮廣州，唐朝的郭子儀備邊以服回紇，是重在威名懾敵。那麼用彭玉麟等人的作用正好相反，象漢高祖識拔韓信，孫權重用陸遜那樣，名氣不大，敵人便不甚疑忌。
這樣的部署，可使法國錯認爲中國對越南局勢，不甚在意，然後乘其不備，水陸大舉，進兵越南，包圍法軍。相持日久，法軍力不能支，“外懼德人，內耗兵餉”，只要稍微許法國一點好處，一定可以和得下來。萬一用兵小挫，重臣如左宗棠，李鴻章還在，可以讓他們出面轉圜談和，對國體亦無大損。
雖是紙上談兵，倒也頭頭是道。奏摺中還力保廣西、雲南兩藩司，滇藩就是“唐拚命”，廣西藩司叫徐延旭，山東臨清人，咸豐十年中了進士，就放到廣西當知縣，號稱知兵。
過了半個月，山西巡撫張之洞，也上了一個密摺作桴鼓之應，認爲宜籌兵遣使，先發預防，建議派李鴻章坐鎮兩廣，籌劃一切，同時保舉一批京外文武人才，總計三十九人之多，第一個就是張佩綸。
這就是李鴻藻一系的清流，所提出的國是主張。因爲主戰，所以推重左、李，其實左宗棠還是陪筆，所真正重視的是李鴻章。但是，李鴻章對和戰大計，卻不肯輕易發言，要看內外情勢而定，交卸事畢，五月裏回合肥老家奔喪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