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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又規定兩江、湖廣、陝甘、四川、閩浙、兩廣諸督，“選派司道大員來京，隨同參議。”而“總司覈定”之責者，派了慶親王奕劻、文淵閣大學士孫家鼐、協辦大學士軍機大臣瞿鴻璣。
看了這道上諭，袁世凱心裏不免抑鬱，儘管北洋權重，到了京裏卻只能陪部院大臣末座，與“總司覈定”的瞿鴻璣一比，更覺見絀。不過，他也有值得安慰之處，第一是端方與周馥對調的上諭，已見明發，排岑的計劃，初步實現了。其次“編纂官制局”的提調，照他所提名，派的是孫寶琦與楊士琦。他的隨員張一麟、金邦平，還有他所欣賞的曹汝霖，都被派爲“編纂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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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纂官制局”設在海淀的朗潤園。頭一次集會，由載澤主持，先議辦事章程，提調已擬了個說帖。分立法、司法、行政三部，先議中央，後議地方。載澤唸完了這個說帖，環視問說：“諸公有意見，請提出來！”
類此會議，照例以官位大小，定發言先後，世續對“立憲”不但不感興趣，亦弄不清楚是怎麼回事？用鼻菸壺指一指那桐說：“琴軒，你說一點兒什麼吧？”
那桐要說的話卻不止“一點兒”。前一天在慶親王府密議，已商定了策略，由他來對付載澤，所以此時從容不迫地說：“立憲是所謂‘三權分立’，不過，立法在目前還談不到，所以我主張只分‘司法’、‘行政’兩部就可以了。”
“不錯！”載澤點點頭。
“其次，”那桐又說：“上諭說的是‘操切從事，徒飾空文，何以對國民而昭大信？’意思是應該早早見諸實行，始足以昭大信，如果遷延日久，與‘徒飾空文’沒有什麼兩樣。倘或草草議定，又不免犯了‘操切從事’之戒。所以，我主張目前只議中央官制，因爲地方官制由督撫到未入流的典史，官制複雜瑣碎，只怕一年也議不完。如果只議中央官制，以兩月爲期，在皇太后萬壽以前，覈定頒佈，成爲朝廷曠代的恩典，豈不甚好？”
這番說詞，明目眼人都看得出來，是在維護北洋大臣的權力，無奈說得振振有詞，不易駁倒，何況又有慈禧太后萬壽這頂帽子扣在上面，更叫人動彈不得，唯有同意。
“再有件事，”那桐又說：“新官制的編纂，下有司員，又有提調，上面有三位總司覈定的王大臣，我輩居中，承上啓下，如果每次都要集會再能定案，未免曠時廢事，得要定個總其成的章程纔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