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權讓位於法權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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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是一個典型的成文法國家，從春秋末期李悝制訂第一部系統法典《法經》六篇起，自秦漢以迄明清，歷朝歷代基本上都有自己的成文法典，其中尤以承前啓後的《唐律》對後世的影響最大、最爲後人所稱道。

武德元年，李淵廢除了隋煬帝的《大業律》，命裴寂、劉文靜等人依照隋文帝的《開皇律》，修訂了一部新律令，並於武德七年正式頒行，是爲《武德律》。《武德律》雖然對《開皇律》有所損益，但基本上一仍其舊，沒有太大發展。所以李世民即位後，立即着手對《武德律》進行完善。他採納了魏徵“專尚仁義，慎刑卹典”（《貞觀政要》卷五）的建議，依據儒家的仁政思想，進一步加強“德主刑輔”的立法原則，於貞觀元年命長孫無忌、房玄齡等人重新修訂法律，積十年之功，成一代之典，於貞觀十一年（公元637年）正式頒行了一部嚴密而完備的法典——《貞觀律》。

唐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高宗李治命長孫無忌領銜，以《貞觀律》爲藍本，修訂並頒佈了《永徽律》。稍後，鑑於當時中央和地方在審判中對法律條文理解不一，李治又下令對《永徽律》逐條逐句進行統一而詳細的解釋。這些內容稱爲“律疏”，附於律文之下，於永徽四年（公元653年）頒行天下，律疏與律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這部法典當時稱爲《永徽律疏》，後世稱之爲《唐律疏議》，簡稱《唐律》。

《永徽律疏》是唐高宗秉承李世民遺訓，在貞觀立法原則的指導下，按照《貞觀律》的基本精神修訂的。直至唐玄宗時，人們仍然認爲《貞觀律》與《永徽律疏》是“至今並行”的。由此可見，《唐律》實際上是定型於貞觀時期，而完善於永徽年間。

《貞觀律》和《永徽律疏》的制訂和頒行是中國法律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它們確立了中國古代刑法的規範，並且影響遍及朝鮮、日本、越南等亞洲各國，乃至在世界法律體系中也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成爲獨樹一幟的一大法系。

自唐以降，五代、宋、元、明、清各朝莫不奉《唐律疏議》爲圭臬，雖代有損益，但終不敢越出其規範之外。元代律學家柳贇說：“所謂十二篇雲者，裁正於唐，而長孫無忌等十九人承詔制疏，勒成一代之典，防範甚詳，節目甚簡，雖總歸之唐可也。蓋姬周而下，文物儀章，莫備於唐！”（《唐律疏議?序》）

清代律學家吉同鈞也說：“論者謂《唐律疏議》集漢魏六朝之大成，而爲宋元明清之矩矱，誠確論也！”（《律學館大清律例講義?自序》）

由此可見，定型於貞觀時期、完善於永徽年間的《唐律疏議》，在後世法學家的眼中確實是歷史上最重要的成文法典。

在古代中國，法律其實一直處於一個比較尷尬的地位。因爲它並不是至高無上的。在它頭上還有一個最高權威——皇帝。

也就是說，在古代中國，皇權絕對高於法權。法律之所以被皇帝制訂出來，並不是用來約束皇帝本人的，而是爲了更有效地對付臣子和老百姓。正所謂：“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於法者，民也。”（《管子?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