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死刑慎重，就是對生命尊重 (第2/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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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單純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似乎有理由認爲——7世紀的中國唐朝在“人權領域”顯然要比18世紀的英國先進得多。
當然，毋庸諱言，無論貞觀時代的法治精神多麼具有超越時代的先進性，當時的中國畢竟仍然是君主專制的社會；無論唐太宗李世民是一個如何尊重法律、慎用死刑的皇帝，他都難免有獨斷專行、枉法濫殺的時候。
貞觀五年發生的“張蘊古事件”就說明了這一點。
張蘊古，河內相州（今河南安陽市）人，曾任幽州記室，武德九年十二月因呈上一道“文義甚美，可爲規誡”的奏疏《大寶箴》，博得李世民的賞識，被擢升爲大理寺丞。
然而，就是這麼一個由皇帝一手提拔的人，也難免在皇帝的一時盛怒之下被錯殺。
事情緣於一個叫張好德的人，此人因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妄爲妖言”，被有關部門逮捕下獄。張蘊古上奏爲他辯護，說他癲癇病的症狀十分明顯，胡言亂語在所難免，根據法律應該判處無罪。李世民覺得有道理，就同意了他的請求。張蘊古隨即前去探監，將皇帝準備赦免的消息透露給了張好德，並且頗爲忘形地在獄中陪張好德下棋。以張蘊古的身份，這麼做顯然已經觸犯了法律，而且是執法犯法。侍御史權萬紀立刻發出彈劾，聲稱張好德的哥哥張厚德曾在張蘊古的家鄉相州擔任刺史，與張蘊古有過交情，所以張蘊古替張好德辯護顯然並不是在秉公執法，而是在徇私包庇。
李世民大怒，未及調查便下令將張蘊古斬於長安東市。
張蘊古被殺不久，李世民經過一番冷靜的反省之後，深感後悔。他對房玄齡等人說：“公等食人之祿，須憂人之憂，事無鉅細，鹹當留意。今不問則不言，見事都不諫諍，何所輔弼？如蘊古身爲法官，與囚博戲，漏泄朕言，此亦罪狀甚重。若據常律，未至極刑。朕當時盛怒，即令處置。公等竟無一言，所司又不覆奏，遂即決之，豈是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