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飄浮的神靈 (第3/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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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司越敗，人氣越憤。土地官司逐漸演變成了反對洋教的農民和信奉洋教的農民之間的直接衝突。1887年，梨園屯六位鄉紳中的左建勳和劉長安帶領幾百名村民把洋教士帶領教民運來準備建教堂的建築材料搬運一空。這件事居然驚動了帝國的總理衙門，因爲法國使館爲此向帝國政府提出“強烈抗議”。五年後，這裏的官司依舊在打，但是衝突已經升級，反對洋教的農民們請來了一個道士住在玉皇廟裏做主持，爲了防止信教的農民闖入，他們把鄉練的槍械佈置在廟裏——這種武裝的介入標誌着更大沖突的爆發爲期不遠了。
官司又一次失敗後，閻書芹做出了一個重大決定：散漫的“紅拳”看來不管用，應該投靠更有力量的“拳”。
“拳”，這個字幾乎就是接下來帝國混亂時光的代名詞。
當夜，閻書芹帶領他的“拳”兄們走了，去尋找他們早就聽說的另一個“拳”：梅拳。
梅拳這時幾乎可以稱做一個“教門”了，從明末算起它已經有二百多年的歷史。他們有嚴格的師承傳統和譜系師承，分爲武場和文場，廣泛分佈於河北的冀州、河間、順德、廣平、大名各府和山東的臨清、冠縣、邱縣一帶。他們之所以一直沒有被官府取締，是因爲他們的“拳”規極其嚴厲，其中包括不準江湖賣藝、不準接觸女人、不準和其他教派發生聯繫等等。美國學者周錫瑞在其《義和團運動的起源》中對“梅拳”的見解爲：此“拳”是一個“純粹的武術團體”。其實，在帝國的那個年代裏，“純粹的武術團體”根本不存在。被絕望的生活處境和不公平的現實逼迫得無路可走的農民們聚集在一起練習武術，絕不是爲了弘揚什麼“國粹”、“傳統”、“文化”。一旦社會條件成熟，這類的民間組織往往是武裝暴動的重要力量——帝國曆史上數次農民起義無一例外。
威縣梅拳第十四輩文場師傅趙三多是梅拳目前的當家人。他的身份是公開的，不少徒弟在衙門裏當捕快。憑藉着聲望，他成爲威縣調解民間糾紛的首領。他是非暴力者，不贊成“十八魁”們的武裝行爲。他知道教民衝突已經在山東、河北交界的“飛地”地區公開化了，而他自己也是憎恨洋教的，因爲洋教和梅拳的教義是衝突的。
趙三多的手下有一個名叫姚洛奇的拳手，在梅拳系譜中比趙三多長一輩，是個燒窯人，他成功地勸說了趙三多“舉事”。當時，帝國北方大面積的旱災令農民陷入生存絕境，而德國軍隊對膠州灣的佔領更令國人憤懣已極。這時，閻書芹這個另外拳派的人登門行“弟子禮”了。他們訴說了在梨園屯廟產官司中的不滿。於是，姚洛奇對趙三多說，無論是出於地方利益的需要，還是出於鄉土道義的需要，都必須站出來反對洋教了。
爲了不連累傳承了幾十輩的梅拳，趙三多決定脫離祖譜，表示與梅拳完全脫鉤，而將願意和自己一起“舉事”的拳手重新組織起來，併爲這個新組織重新起了一個拳名：義和拳。“順清滅洋”，這是義和拳當時提出的政治口號。
義和拳，後來的義和團，就這樣誕生了。
這是1898年的事，此時，正是京城的“康黨”們逃亡和被殺的時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