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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唐朝選拔官員的用人制度一直不太完善，具有相當的隨意性。官員任用像過山車，連升三級，連降三級都是正常的。雖然說唐朝繼承了隋朝以來的科舉制，但科舉制卻不是當時最主要的入仕途徑——至少在太宗時期如此。
高宗皇帝執政後情況有所改善，他很重要的一個政績就是“重建”科舉制度。讀書人讀來讀去，只有一個目的——“貨與帝王家”。聽說有科舉考試，大家奔走相告，這樣一來，應試和中舉的人迅速增多。
需要指出的是：唐朝的科舉制與我們所熟知的“連中三元”不同，後者是明清時期的科舉制度。隋朝科舉制度以來，每個時期選拔人才，雖然都打着科舉考試的旗幟，但在具體操作中，又都各不相同。如果非要找一個共性那就是，折騰，把讀書人往死去活來裏折騰。
唐朝的科舉制度與明清有很大差別：你好不容易通過考試，不是說你就有官做了。通過考試，只是讓你獲得做官的入門資格，要知道你拿到的成績單，不是中獎券，只是入場券。
在中舉後你還需要耐心地等待幸運之神的降臨。
一是組織部門（吏部）的選拔；二是幹部子弟（世家子弟）的競爭。十之八九的讀書人，他們的夢想就倒在了這兩道窄門前。
儘管也有相當數量的官員通過考試並最終走上仕途，這一時期有幾個宰相是通過科舉考試博得功名的，比如趙仁本、張文瓘等，但很多人帶着希望而去，敗興而回。
大部分官員能夠混進官場，主要還是靠祖輩或者父輩積攢的功德。
顯慶元年（公元656年），約有一千四百名基層辦事人員參加了大唐公務員入編考試，結果只有二十二人通過了進士考試。事實上能夠參加科舉考試的生源主要來自兩方面。
一是來自京師的國子學，但能進入這些國子學的幾乎都是有錢人和名門望族（就像裴行儉）；二是被當地的州保送推薦上去的。後一條路是庶族地主參加科舉考試的唯一途徑，然而能夠中舉的人卻沒幾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