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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則天之所以會想到將天下囚犯和家奴推向戰場，也是無奈之舉。當時軍隊的狀況也的確令人擔憂，唐太宗時期曾經爲帝國立下赫赫戰功的府兵制這時候已經走到了瀕臨崩潰的邊緣。
貞觀四年（630）李靖擊破東突厥以來，中原地區平靜了半個多世紀，戰火多在境外或邊陲一帶，內地百姓不識干戈已有數代之久。而李唐三代帝王都非常重視農業，到了武則天掌權時代依然不改以農爲本的政策，興修水利，勸課農桑。上層的權力之爭不影響中下層人民的生活，所以當時人口增殖非常快。
當時推行的是均田制，隨着人口的增長，漸漸無地可均，卻是事實。於是人們自然希望遷徙到有田可種的地方。而唐初政府禁止老百姓隨意遷徙，沒有經過政府批准，擅自移民就成爲逃戶。史載武周時代，“天下戶口亡逃過半”，原因即在於此。
這些逃戶跑到一個地方，知道入戶口難，就不入戶口。只要有喫的，要不要戶籍無關緊要，就算手持戶籍也不能當飯喫。他們或私下墾荒，或租賃他人田地，因爲沒有戶口，所以也就不需要納租調、服徭役。這種偷稅漏稅行爲，使國家利益受到損失。
時間長了，政府喫不消了。武則天沿襲唐初以來的戶口普查制度（括戶政策），查清隱匿人口，要求他們恢復戶籍。允許逃戶就地落籍，無論是北漂的還是南漂，漂到哪裏，就在哪裏生根發芽。承認他們的合法地位，有時還給予減免一年賦稅或兩年課役的優惠，讓逃戶得以安居樂業，化解社會危機。武則天去世之時，人口已由永徽初年的380萬戶增長到650萬戶，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武則天一向重視人心向背，宣佈百姓年滿50歲者免除徭役，比以往60歲免除徭役的規定縮短了10年。這些德政都有助於社會穩定和生產發展。如果說均田制的敗壞對社會造成的影響還可以用靈活的手腕化解的話，那麼對府兵制的衝擊就不是那麼好辦了。
均田制是府兵制賴以生存的基礎，直接影響到兵源問題，不是高宗時代的整頓吏治就可以解決的。兵制敗壞，名將乏人，等營州之亂爆發時，武則天面臨的就是這樣“無將可派，無兵可徵”的窘況。
武則天真是被現實逼急了，不然她也不會想到，將全國的囚犯和家奴都推向戰場。
在這種形勢下，對於那些做夢都想着早日接班的武派士族是非常不利的。河北危機發展下去，那些被委以防禦征討重任的武派士族的無能就會表現得越充分，李唐派士族將更多地被重用，武派士族將喪失越來越多的權力。
武派士族陷入兩難困境，要麼獨立解決河北危機，要麼讓李唐派士族奪走他們更多的權力和地位。契丹和突厥在黃河以北的橫行恣肆，讓武則天對他們喪失了信心，他們對自己也逐漸喪失了信心。他們既無力解決武周的邊境危機，又不願李唐派士族在這場由外力引發的權力博弈中勝出。於是，他們將目光投向了默啜。對默啜來說，第一次河北事變是他人生中最爲完美的演出，也藉此讓突厥變得更加強大，由一個草原上的流浪漢變成了一個雄踞沙漠的大汗之國。
默啜從武周勒索了大片的土地、物資、人口；又從新城奇襲中，得到從河北搶來的物資；契丹、奚部族，自神功年以後，也常受其奴役。默啜認爲，現在也該到了戲弄武周帝國的時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