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不斷增加的壓力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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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最後到年末身陷囹圄那一天——1923年——剛開始時發生了兩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1月11日法國入侵魯爾地區，柏林政府開展了災難性的消極抵抗運動，促使法國部隊對當地搞破壞活動的人進行血腥報復。德國漸漸陷入極爲嚴重的通貨膨脹當中，如臨滅頂之災。第二件大事也發生在1月，納粹黨第一屆“全國”黨代會預計於1月27日至29日在慕尼黑召開。希特勒同巴伐利亞當局因對大會計劃持有不同意見發生了嚴重對抗衝擊。希特勒宣佈在一天之內舉行12次遊行和集會，每次都由他本人親自發表演說。納粹黨同其他主要敵人——共產黨人和社會黨人之間可能爆發嚴重衝突，這使得維持社會秩序的軍方與警方指揮官們深感震驚。指揮德國國防軍第七師（被稱爲巴伐利亞師）的奧托·馮·洛索將軍神情嚴肅，是一位巴伐利亞人，在普魯士受過軍事訓練。同柏林相比，他更忠誠於慕尼黑，同屬於普魯士軍官階層的漢斯·馮·塞瑟爾將軍統領着巴伐利亞州警察部隊。這是一支師級規模的武裝力量，包括步兵和機動部隊。除了各政治敵對力量可能展開的街頭混戰以外，洛索和塞瑟爾最擔心的就是希特勒有可能效仿墨索里尼不久前的做法，舉行暴動。因此他們禁止希特勒舉行12次集會。

這種禁令反而激起了希特勒全部暴烈本能和決一死戰的自大狂熱心理。在同巴伐利亞當局進行的激烈對抗中，希特勒揚言，如不取消禁令，在軍方或警方企圖使用武力阻止遊行的情況下，他就要“出現在第一排遊行隊伍中，用身體擋住射過來的第一陣子彈”。如果出現那種情況，希特勒態度傲慢地補充說：“巴伐利亞政府將在兩小時內消失。”1在同慕尼黑警察局長愛德華·諾爾茨會晤後，希特勒怒氣衝衝甩袖離去時，又拋出一句具有典型個人特色的浮誇的歷史隱喻話語，高聲叫道：“讓我們在腓立比戰場[1]相見吧！”2

在同洛索單獨會面時，希特勒要求取消禁令並“鄭重承諾”他根本不會舉行暴動。3在20世紀20年代的德國，鄭重承諾作爲一種具有約束力的承諾很受重視。在希特勒做出“鄭重承諾”的基礎上，洛索、塞瑟爾和警察局長諾爾茨做出了讓步。但是爲了維護自己的一點權威臉面，他們要求希特勒只舉行6次，而不是12次集會；另外還要求希特勒原計劃在室外舉行的衝鋒隊隊旗的盛大祭旗儀式務必改在克朗馬戲院室內舉行。希特勒接受了這“半片面包”，然後便毫不在乎地按原計劃進行一切活動。他一共舉行了12次集會，並在克朗馬戲院附近的馬斯菲爾德室外閱兵場上檢閱了6000名身穿制服的納粹黨成員。當局對希特勒的大膽妄爲感到震驚，不過並未進行干預。希特勒面對國家的武裝力量依然不屈不撓並能贏得勝利，一時衆人皆知。洛索和塞瑟爾做出讓步是希特勒在輿論宣傳方面取得的重大勝利，這對於那些軍人而言則顯得有些尷尬。

希特勒的強硬姿態引起了一位位高權重的大人物——德國國防軍總司令漢斯·馮·澤克特的注意。德國這位職位最高的軍人的司令部設在柏林。別看《凡爾賽條約》已將德國軍人階層大幅度裁減，可他仍然具有巨大的政治影響力。當年《凡爾賽條約》將德國軍隊限制在10萬人以內，軍官只有4000名。這樣一支軍隊平叛內亂雖然夠用，卻無力對鄰國開戰。部隊規模不大，但是澤克特領導下的國防軍還是贏得了“國中之國”4的名聲。在政治動盪的時刻，隨着政府受到來自不安分的準軍事組織和叛亂武裝的威脅，憂心忡忡的德國總統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曾經問澤克特，國防軍到底支持誰。這位不苟言笑，身穿筆挺灰色軍裝，戴着單片眼鏡的將軍回答說：“國防軍支持我。”總之，澤克特是位手掌兵權的軍官。5

1923年3月，澤克特聽取別人意見，決定同那位曾使洛索和塞瑟爾大傷腦筋的老兵暴發戶親自見上一面。到達慕尼黑後，這位普魯士軍官一連四個小時耐心地，或者說冷漠地傾聽希特勒再次胡言亂語大講“十一月罪犯”和背信棄義的猶太人，宣稱需要由一位偉大人物來接管政府。據當時在場的澤克特副官漢斯-哈拉爾特·馮·澤爾肖上校披露，當年從奧地利高中輟學的希特勒給面前這位德國職位最高的軍官講起了歷史，把德國的命運同那些採取斷然措施拯救自己的其他國家的命運進行了比較。希特勒振振有詞，言語激烈。他對澤克特說：“我們國社黨人（National Socialists）一定要把柏林的馬克思主義政府成員的屍體掛在路燈柱上。我們要讓國會在烈焰中化爲灰燼。當一切都在變化之中時，我們會請您，將軍閣下，領導全德國的工人們。”6

對於許多人來說，這可是一個誘人的許諾。然而即使這位老牌的普魯士將軍贊成右翼政府，他也根本不想看到把人吊死在路燈柱上，不想聽到那位氣焰囂張的啤酒館政治家所講的偏激言論。據澤爾肖透露，澤克特只是簡單地回應說：“從今天起，希特勒先生，我們彼此之間再沒有什麼可說的了！”然後澤克特便動身前往柏林。7

到那時爲止，希特勒作爲一名抵抗資產階級政客的強硬人物已經名聲在外。按當地標準來衡量，納粹黨成員的數量增長迅猛，僅在1923年便從20000人猛增到55000人[2]。每次在慕尼黑爲希特勒的演講做廣告宣傳時，牆頭海報上總要寫上“超大規模集會”這個詞語。確實名不虛傳。希特勒在演講上經常預言一些世界大災難，然後提出中肯的解決方案，這種做法直截了當地打動民衆情感。因此希特勒在克朗馬戲院裏能夠吸引6000名聽衆到場。

這些聽衆們急於想聽到對於他們日益加劇的苦難所做的輕率解釋，希特勒也清楚應該把責任推給誰。希特勒指責那些在背後捅刀的平民，特別是猶太人，稱他們在1918年“出賣”了那些“前線戰士”，使德國輸掉了那場戰爭。他又將當前的德國政府和魏瑪共和國憲法斥爲非法。左翼共產黨人與右翼極端民族主義者、頑固不化的君主主義者形成了德國政治中的兩個極端陣營。在魏瑪共和國衆多反對這兩個極端政治陣營的人士中，希特勒無疑是反對呼聲最高的一位。他高談兩種相近的政治概念：“大首都”和“國際主義者”（意指所有那些提倡社會主義國際兄弟情誼的左翼人士）。他譴責法國和英國，嘲笑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提出的那些沒有實現的“十四點原則”是大騙局。他將戰前的德國描繪得一片美好，同眼下的“恥辱與失敗”形成了鮮明對比。8他總能將複雜的事情簡單化。他認爲：“政治煽動必須採用簡單易行的手法。”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