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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6月17日
昨天我同他一塊兒回家，我們做了通常做的事情。我沒有勇氣把它寫下來，但是我想這麼做，因爲此刻，在我寫這些的時候，時間已是明天，我害怕昨天將盡的時刻。只要我不停地寫，昨天就是今天，我們就會依然還在一起。
昨天等他的時候，公共草坪上有人演講：演講者中有獨立工黨的人，有共產黨的人，有隻是講講笑話的，還有一個抨擊基督教的人，他屬於一個叫作“倫敦市南部理性至上學會”或者差不多名字的組織。那人半邊臉上有黑斑，不然的話應該會很漂亮。聽他演講的人很少，也沒有什麼人打斷他的話向他提問。他在抨擊某個已經死去的東西，我想他幹嗎要去費這個事。我待在那裏聽他講了幾分鐘，他在力圖證明說：上帝存在的理由站不住腳。我除了不想自己一個人孤零零地待着這種膽怯的需要外，並不太清楚什麼上帝存在的理由。
突然間，我感到一陣恐懼，擔心亨利或許會改變主意，只給我發一封電報，說他要待在家裏。我從來也不清楚自己最怕的是什麼——是怕自己失望，還是怕莫里斯失望。不管是誰失望，結果對我們兩人來說都一樣：我們會找碴兒吵架。我對自己生氣，而他則對我生氣。我回了趟家，但並沒有什麼電報來，結果我再趕回去見他時便遲到了十分鐘。於是我就開始生氣，以便同他的生氣保持一致。過後他又會意想不到地對我溫存起來。
在此之前，我們從未有過這麼長的一個白天，而且還有隨之而來的整整一個夜晚可以待在一起。我們買了生菜和麪包卷，還有配給的黃油——我們不太想喫東西，天氣很暖和。此時此刻，天氣也很暖和。人們會說：多麼可愛的夏天啊。我正乘火車到鄉下去同亨利會合，一切都永遠地結束了。我感到恐懼：這就是沙漠啊，周圍很多里很多里的地面上什麼人和東西都沒有。如果身在倫敦的話，我可能很快就會丟掉性命，但是如果身在倫敦的話，我就會走到電話機面前，撥打我所記得的唯一的號碼。我自己的號碼經常忘記：我想弗洛伊德會說，我就是想忘記它，因爲它也是亨利的號碼。不過我愛亨利：我想要他快樂。只是今天我很恨他，因爲他的確很快樂，但我不快樂，莫里斯也不快樂，而他卻完全不會知道這一切。他會說我看上去很疲倦，會以爲是我來了倒黴的例假——他已經不再費事去計算那些天數了。
今晚拉響了空襲警報——當然，我是說昨晚，但那又有什麼要緊？沙漠裏是沒有時間的。然而只要想，我是可以走出沙漠的。我可以明天就趕火車回家，給他打電話。亨利或許還在鄉下，我們可以在一起過夜。誓言——對我從不認識的人，對我並不真正信仰的人所發的誓言——並不那麼重要。沒人會知道我違背了誓言，除了我和他。而他並不存在，對吧？他不可能存在。你不可能一邊有一個仁慈的天主，一邊卻感到如此絕望。
如果回去的話，我們該上哪兒去呢？昨天空襲警報拉響以前，還有在那之前的一年時間裏，我們都是待在哪兒的？那時候，我們害怕戀情的終結，對於一無所有後的日子該怎麼過這點感到困惑。現在我不再需要困惑——因爲再也沒有什麼可擔心的了。這就是終結。可是，親愛的主啊，我該拿這種愛慾怎麼辦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