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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的人生進入一個令我非常沮喪且處境艱難的階段，如果可以選擇，就算時間再短，我也不願這樣（但老實講，這是我不得不面對的）。
我必須承認，一開始接受審訊的事我都不太記得，更別說我被逮捕的情況了，但這很奇怪，因爲我還記得自己在進行這件事的時候（不幸的是，所謂“這件事”就是把導致我人生毀滅的所有事情說出來），非常警覺，幾乎是很痛苦。我記得自己環顧四周，在我眼裏，所有東西的顏色與形狀都變得很清晰，色調與輪廓鮮明，整個世界讓我有一種壓迫感，因爲顏色超乎必要地鮮豔刺眼，一切物體看起來是如此奇怪，聲音尖銳刺耳。有時我必須把眼鏡摘下來，讓世界暫時變得稍微模糊溫和，不要如此真實而無情。我記得特別清楚，我在警局審訊室等待的情況。那個空間平淡無奇（不管是磚牆、地板，還是表面有一條條絲線般銀色線條的鋁桌，全是一片沉悶的灰撲撲），但我有一種被壓迫感，好像眼前灰色的東西全化爲一道道大浪，就快要把我捲進去了。
所以，面對那些針對我的指控、調查、文章，還有後來的審判，我能說什麼？衛生研究院讓我留職停薪（院方向我保證他們會全力支持我），而《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與《華爾街日報》也登了一些匿名的研究院人員的說辭，面對這些，我還有什麼話好說？同樣讓我無話可說的是，政府把還住在我家的孩子都帶走了，我也不能與維克多聯絡，等到我出現在他的宿舍房間（我只想跟他談一談，先前他都不回我電話或回信），即便我有權利跟他講話，卻還是會像罪犯一樣遭到逮捕。我付了錢，讓他有地方住，他卻躲在裏頭笑我，而且當初他能來美國，還不是花我的錢？
上述所有的事情是如此可怕、令人難以忍受，但最糟的不是我發現自己的權利很快被剝奪了（每天都有人背叛我、羞辱我、唾罵我），而是我發現這件事居然都是歐文在背後作怪：某晚維克多打電話給他後，勸維克多直接找警方談的人就是他，幫忙找律師的是他，後來我沒辦法幫維克多付大學學費時，出錢的也是他。他是我的雙胞胎弟弟，我最忠實的同伴，卻選擇了支持一個孩子，而不是我。當時我想不通這件事，現在還是想不通。
整件事還有許多細節。維克多先和歐文的男友薛西斯成了朋友（我真想知道他們是怎麼成爲朋友的，一個成年男子和男大學生之間的關係難道不可疑嗎？），薛西斯再把維克多的指控轉述給歐文，並讓歐文相信維克多說的句句屬實。我會獲知這些零星消息（有些對我沒有幫助，有些則讓我沮喪），是因爲少數幾個孩子決定相信我這個多年來出錢並養育他們的人，而非維克多。他們的忠誠當然令我高興，但是人數太少（遠比我設想或預期的少），而且有時一想到我該感激他們，他們分內的事居然變成一種義舉，我就忍不住義憤填膺。
不過，到最後我怪罪的人並非薛西斯，而是歐文。被提訊後，我與他最後一次對話，我問他：“你到底是誰？”之後，審判程序開始，我們再也不曾交談。
他不滿地說：“那你又是誰？”然後掛斷了電話。
那真是我這輩子最糟的日子之一。那天，我在屋裏隨意翻找東西來砸來摔，也想找個人亂踢亂踹。當時我被軟禁在自己家裏，諷刺的是，我偶然胡思亂想的事情居然成真了：屋子裏沒有任何小孩，一片寂靜，他們的東西、氣味與噪音都不見了，只剩不時會看到的玩具或衣物（例如，被我誤認爲一塊巧克力的骨牌，或是一隻邊緣脫線、腳跟破掉的襪子），都是州政府人員急着把他們帶走時留下來的。幾十年來，我家浴室的排水孔第一次不會被孩子的頭髮塞住，窗戶玻璃也不會留下油膩的小孩手印。我總覺得我家隱約之間總是在震動，好像屋子下方巖盤深處有一列幽靈列車在繞圈圈。孩子們走了之後，我才發現之所以有那種感覺，是因爲有太多人住在同一個地方，不管是吉他聲接上擴音器的喇叭聲，從上層牀鋪跳到只鋪薄薄一層地毯的地板的撞擊聲，還是男孩們早上走到洗手間的打鬧推擠聲，都會讓我感受到那種震動。我心想，可憐的房子啊！偶爾我發現自己會輕輕拍打屋內的白色門框，像在拍馬的鼻子，動作又輕又慢，希望能發揮安撫的作用。
在那些日子裏，我深信自己不會有事。我當然不認爲自己坐牢的概率很高。因爲我的孩子們都還活得好好的，這不就證明了我沒有對他們做不該做的事？後來，審判期間，律師們曾向陪審團出示一張家庭合照，其中幾個年紀較小的孩子的臉被刻意弄糊，即便如此，還是看得出他們穿着得體，身後的草坪一片鮮綠，在草坪的對比下，他們的皮膚像光滑的黑檀木充滿光澤。其中一個臉被遮住的孩子，我想應該是年紀很小的女孩葛蕾絲，她拿着一根棒冰，張開手臂，顯然很高興，棒冰的汁液往下流，在她的手腕內側留下鮮紅色痕跡。我真希望領養每個小孩時，都把他們的狀況記錄下來，當年他們都像狗一樣枯瘦，皮膚有如礫石般灰白，從沒想過自己能擺出那麼無憂無慮的姿勢，也不知道自己會任由一支棒冰融化，因爲冰箱裏總有更多棒冰可以拿出來喫。我常常想起維克多和他那特別悲慘的狀況，夜裏每當我睡不着，聽着電冰箱壓縮機唸經般的嗡嗡鳴響時，我總是想：如果我不多管閒事，轉身離開那個男人，直接上飛機，讓維克多留在島上繼續那可悲的生活，我的人生不知道會怎樣？
結果，我當然失算了。我以爲我的寬宏大量一定能引起世人的共鳴，但是那些作爲終究不具意義——至少在面對那些指控時，我的諾貝爾獎簡直像保齡球賽贏得的塑料獎盃，沒有太大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