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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克洛艾和我之間的爭論從來都不是朋友式地進行的。朋友之間因爲禮貌和客氣，建立了一層無形的保護膜，這膜，即身體的生疏，阻止了敵意的產生。但是克洛艾和我已經肌膚相親:一起睡覺、一起沐浴、觀看彼此刷牙以及共同爲感傷纏綿的電影流淚，故而我們之間的那一層隔膜撕掉了。於是我們不僅得以相愛，還可以演繹相愛的對立面:吵架辱駕。我們把結識對方等同於一種擁有和許可:我瞭解你，所以我擁有你。在我們相愛的進程中，肉體交合之後，禮貌客氣（朋友間的友誼）就止步了，就此而言，第二天早餐時爆發的第一次爭吵並非巧合。
11，保護膜被撕去後，曾經壟斷的物品開始在自由市場裏交換了，以前正常地（寬厚地）保留在自我批評領域的想法現在表達出來，製造了緊張的關係。用弗洛伊德的話說，我們不僅自身有“超我—自我”的衝突（見圖8.2），兩人之間也同樣如此。當交叉點僅僅是自我A和自我B時，就產生了愛;當超我A和自我B發生衝突時，鞋子開始飛出窗外。
12.忍無可忍源於二個方面:其一，是非觀念;其二，不能讓他人生活在闇昧之中的想法。一天晚上，當克洛艾和我開始爭論起埃裏克·羅默的電影時（她膩昧那些電影，我則愛看），我們忘了羅默的電影既可以好，又可以不好，這完全取決於各人的看法。爭論逐漸演變爲逼迫對方接受自己的觀點，而沒有意識到異見存在的合理性。同樣，雖然我憎惡克洛艾的鞋子，但我並沒有想到:儘管自己不喜歡，但鞋子並非生來就讓人討慶。
13.當個人的判斷被推廣，使其爲女友或男友（或者整個國家的公民）接受之時，當我認爲這很不錯成爲我認爲這對你來說也很不錯時，這種從個人觀點擴展到衆人共識的舉動實乃一件專橫之事。在有些事情上，克洛艾和我各自相信自己的看法，而由於這種相信，我們以爲自己可以命令對方同意我們在所有的方面都正確無誤。專橫地聲言這就是愛情，是迫使對方（假裝是出於愛）放棄自己愛看的電影或自己喜歡的鞋子，去接受一個（充其量）只是假冒成普遍真理的個人判斷。
14.政治與愛情似乎沒有相干之處，然而我們從法國大革命和法西斯主義血跡斑斑的歷史中難道看不到同樣的一廂情願嗎？難道沒有同樣的理想模式與存在分歧的現實相對而立，從而如月牙形所代表的差異一樣讓人們產生厭煩（執牛耳者的厭煩）？法國大革命最先提出（給出所有的選擇，只是爲了一次洗劫），政府不僅要統治人民，而且要愛他們;人民大概也要同樣接受政府的統治，並且愛政府，否則就要被送上斷頭臺。從那時起，一廂情願的政治就開始了其不光彩的歷史。革命的初期，從心理學上看，極其類似於愛情關係——強求合一，相信兩人/國家的無所不能，要求拋卻先前的自我，消解自我的界限，渴望不再有祕密（對對立面的擔憂很快使情人胡思亂想/或建立起祕密警察）。
15.如果愛情和一廂情願的政治其開頭都是同樣的美好，那麼結局也許會是一樣的血淋淋。難道我們還不熟識以專橫告終的愛情？以同樣的專橫，統治者堅定地宣稱他們心懷國家的真正利益，但結果不也是以合法化地殺戮那些堅持異議的人而告終嗎？如此看來，愛情是一種信念（還有許多其他的內容），是非自由的，因爲信念從來避免不了向持異議者和異端發泄自己的挫折感。換一種說法，一旦你對某事產生了信念（祖國、馬列主義、國家社會主義），信念的強大力量必然會自動地消滅其他的選擇。
16.鞋子事件之後過了幾天，我到報攤買報紙和牛奶。攤主保羅先生告訴我說牛奶賣完了，如果我願意等一會兒，他就到貯藏室拿一箱來。望着保羅先生向鋪子後面走去，我注意到他穿着一雙灰色的厚襪子和褐色的皮涼鞋。襪子和鞋子都奇醜無比，然而奇怪的是，我卻無動於衷。爲什麼當我看到克洛艾的鞋子時就不能同樣如此？爲什麼我不能友好地對待我愛的這個女子，就像我對待每天賣給我麪包的報攤攤主一樣，
17.政治學說中長期有這種願望:用顧客和報攤攤主的親切關係代替屠夫和牛羊的殺戮關係。爲什麼統治者不能客氣地對待人民，容忍涼鞋、異見和分歧，自由主義思想家的答案則是：只有當統治者不再奢談是出於愛而統治其人民，轉而關注降低利率和火車準點時，友好的關係纔有可能出現。
18.約翰·斯圖亞特·彌爾於1859年發表的《論自由》是提倡不以愛的名義制約人民的自由主義經典之作，他毫不含糊地要求政府（無論有多好的意圖）不要干涉人民，不要逼迫他們換鞋子、讀某些書、清除耳垢或是剔清牙齒。從此非暴力政治找到了最偉大的辯護者。彌爾認爲，儘管古代的聯邦（不是指羅伯斯庇爾的法國）覺得自己有權力對“每一個公民的身心需合乎法則保持濃厚的興趣”，但現代政府卻應儘可能退後、讓人民各行其是。如同愛情中被煩擾的一方請求僅給予一個空間一樣，彌爾呼叮政府不要千涉人民:
只要不妄圖褫奪他人之自由，或妨礙他人對自由之求索，吾儕以自己的方式追求自己的好尚即得以名之爲自由。……自由之義，在於防止強權勢力對於違反自己意願的文明社會成員的妨害。強權勢力自身之偏好，不論是物質方面還是道德方面，皆非侵犯他人之理由。「約翰·斯圖亞特·彌爾:《論自由》，劍橋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