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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克洛艾的相伴左右已成爲我生命的意義之所在，但她一邊盯着方糖慢慢融化在黃春菊花茶裏，一邊說“我們不能搬到一起住，問題出在我，我非得單獨住，否則就會失去自我。這不只是一個關上門的問題，而是我內在的、心理上的問題。我不是不想要你，相反我擔心只想要你而完全失去自我，所以我爲自己開脫說，是由於我這個人總是邀通。我想我得繼續做拎包女人。
2.我是在希斯羅機場第一次看到克洛艾的包：粉紅的圓柱形箱體，鮮綠色的手柄。她到我那兒去的第一個晚上就拿着這個包，而且一再遣歉說色彩太刺眼了，說裏面裝着牙刷和第二天要換的衣服。我以爲是她還不習慣把牙刷和衣服放在我的房間，所以纔要用包帶來帶去，這包不過是個臨時的用具而已。但克洛艾卻一如既往，每天早上都要把一切重新裝進包，好像這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好像落下甚至是一對耳環就意味着個性消融這一讓人無法承受的風險。
3.她經常談起個性消融，融入早上地鐵裏擁擠的人羣，融入她的家庭和辦公室同事，所以也暗指與心上人融於一體。她的話語解釋了那隻包的重要憊義，它是自由、獨立的象徵，是保存完整的自我、找回消融於他人之中的那部分個性的願望。
4.然而隨着時間的推移，不論克洛艾每次是多麼準確無誤地把一切帶來帶去，她還是開始落下東西了，不是牙刷，不是鞋子，而是她自己，一點點，一片片。首先是語言，我學會她慣說：“不曾”，而不說“從不”，慣把“從前”的“從”字發的很重，慣於在掛電話前說“保重”。她也使用我常說的“太好了”、“如果你真的這麼想”。接着是習慣開始彼此滲透，像克洛艾一樣，我在臥室裏不開燈了，克洛艾也照我的樣折報紙。思考問題時，我開始習慣圍着沙發踱步，而她則像我一樣喜歡躺在地毯上。
5.彼此的潛移默化讓我們親密起來，我們不再界限分明，從此布朗運動的微粒獲得了自由的空間。彼此的身體不再感受到對方目光的停留。克洛艾會躺在牀上一邊看書，一邊把手指伸進鼻孔，掏出點什麼，在指間捏成又乾又硬的小團。身體的熟悉也跨越了性的吸引。悶熱的夏夜，我們一絲不掛地躺在一起，卻沒有意識到兩人的赤身露體。我們偶爾也會沉默不語，不再喋喋不休，不再害怕冷場會讓人生疑（’在沉默不語中，她/他在如何想我？”）。我們都對心上人眼中的自己有了信心，不再一昧地彼此取悅。
6.伴隨着親密接踵而來的不再是對生活的哲學思考，而是大量小說一般具體的內容：克洛艾洗完澡後皮膚的氣息、她在隔壁房間打電話的聲音、她飢腸轆轆時胃裏的響聲、她打噴嚏前的表情、她醒來時的眼睛、她抖動溼傘時的姿勢、梳子梳過她頭髮的聲音。
7.在瞭解彼此的性格特徵之後，我們需要給對方一個新的稱呼。初生愛意時，心上人的姓名是源自父母的饋贈，護照和公民登記使它正式化。考慮到心上人的卓爾不羣，那麼藉助一個不曾有人使用過的稱呼（無論怎樣語義模糊）來表達這獨一無二，不是很自然嗎？克洛艾在辦公室叫克洛艾，然而和我獨處時，她則成爲“蒂吉”（我們都不明白這個名字是怎麼來的）。而我，有一次爲了逗她開心，曾跟她講起德國知識分子遭受的苦難，於是，我就被稱爲（也許沒有那麼神祕）“維爾什麥茲”「Weltschmerz，德語，即 悲觀、厭世」。這些別號的重要意義不在於我們選擇了別具一格的稱呼——我們完全可以稱對方“普維特”或“蒂克”——而在於我們給對方另一個稱呼這個事實本身。“蒂吉”表明克洛艾獨有的某些東西是不爲銀行職員所具有的（她洗完澡後皮膚的氣息，梳子梳討她頭髮的聲音）。“克洛艾”屬於她的公民身份，“蒂吉”則超越了任何政治色彩，只屬於更靈動更惟一的愛情天地。它戰勝了過去，標誌着愛帶來的新生、新的洗禮。相遇時，你有自已的名字，心上人說，但我將給你一個新的稱呼，以表明我眼中的你有別於他人眼中的你。辦公室（在帶有政治色彩的場所）裏，別人稱你爲X，但在我的牀上，你水遠都是“我的胡蘿蔔”……
8.取別號的遊戲也會延伸到語言的其他領域。普通的語言交流要求直觀明瞭（因此意圖明確），親密的語言卻擺脫了這個法則的束縛，不需要明顯而恆定的語義指向。它可能毫無邏輯，只是在嬉戲；可能全是憊識流的表達，而沒有蘇格拉底對四旬齋富有邏輯的敘述，可能只是一種聲音，而不是交流。愛解釋了位於可言說與不可言說、可表達與不可表達（愛情就是理解另一個人未成型思想的意願）之間的試探。它是亂塗亂畫與建築圖之間的差異。亂塗者無須知道鉛筆在划向哪裏，亂塗如同風箏隨風飛舞一般隨心所欲，是心中毫無目標羈絆的自由。我們天馬行空地聊着，從洗碟機到沃霍爾「安迪·沃霍爾（1927-1987），美國藝術家，電影製片人。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流行藝術運動發起人和主要倡導者。」到澱粉到國籍到投影到放映機到爆米花到陰莖到流產到殘殺嬰兒到殺蟲劑到喫奶到飛行到接吻。不管語言是否正確規範，我們不會有弗洛伊德的維也納口誤。我們沒有站着，而是躺在牀上僅憑意識滔滔不絕。任何事物都可能進入我們的話題，任何想法都可以隨意發表。我們交替模仿政治家、流行明星、北方人或南方人的口音。與嚴格的語法學家不同，我們的句子開了頭，卻沒有尾，而由對方補上缺少的動詞，由對方接着話頭，又連接到下一個句子。
9.親密並沒有消除人與人之間的詆譭，它只是將其移到了二人世界之外。他者現在被放到了門外，證實了人們對愛情的疑慮：愛情從來都近於合謀。個人的評價成爲了雙人的裁判，外部的威脅由一張牀上的兩個人共同分擔。簡而言之，我們在背後對別人說長道短，但這並不總是惡毒的攻擊，更多的是對平常人際交往中虛僞的規範感到難受，因此需要將積累的謊言發泄掉。因爲我不能跟你談對你性格這方面或那方面的看法〔因爲你不會理解，或你會大受傷害），所以我就揹着你，與其他能夠理解的人私下議論或談論。在這個世界，克洛艾成了我的評判的最後一個知己。我不能對朋友或同事述說我對他們的看法，甚至我不願意對他們產生什麼看法，如今這些都可以對克洛艾暢所欲言。愛情因爲找到了共同厭惡的東西而迅速升溫。我們都討厭X所表達的內涵即是我們互相喜歡。情人因此成爲罪犯，我們互相的忠實也就成爲交流對他人不忠實的途徑。
10.愛惰也許是合謀的，但至少是真實的。我倆私下裏嘲笑正式場合中需要的虛假禮節。從正式的晚宴上回來，我們會嘲笑整個過程的死板，模仿我們剛剛與之禮貌道別的那些人的口音與觀點。我們躺在牀上，顛覆了正常生活的自重，學起晚宴上一連串彬彬有禮的對話。一個留鬍鬚的記者喫飯時曾問過她一個問題，而現在我也學着他提出同一個問題，克洛艾會同樣禮貌地回答。一邊這樣遊戲着，她的手一邊在牀單下撫弄着我的陰莖，我則用腿在她兩腿間輕柔地來回摩擦。然後突然之間，我會驚訝於她手的動作，會用最傲慢的口吻問她：“小姐，冒昧地問一下，您在對我高貴的陰莖幹什麼？”她會回敬道:“我好心的先生，陰莖高貴的行爲不關您的事。”或者會從牀上跳起來，說：“先生，請您立即從我的牀上離開，您打錯了主意，我們互相還不認識呢。”在我們的親密創造出來的空間裏，生活的正規禮儀在滑稽的氛圍中被重新演示。就如在一出悲劇的臺後，演員們正開着玩笑，演出結束後，扮演哈姆雷特的演員在化裝室裏抓住扮演喬特魯德的演員喊叫着：“操我，媽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