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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把面具佩戴得天衣無縫,連他們自己都以爲成了和麪具一樣的人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毛姆主要寫散文,並在公共傳媒上進行一些講授文學的活動。因他的作品故事性強,情節吸引人,人物活動富有戲劇性,所以雖然基本沒有重要作品再發表,但是直到他1965年去世前,因爲電影以及稍晚的電視不斷改編他的作品,他在英國文壇的聲音一直響亮。
然而,評論家對他的創作評價始終不高,他也不無詼諧地稱自己是“二流作家中的一流作者”。這無疑與他同時代的很多著名作家的寫作取向大有關係。勞倫斯、赫胥黎、喬伊斯、伍爾夫、福斯特等等,在現代派文學寫作中頗有建樹,都是各路評論家和大學講壇大書特書、大講特講的作家。《查泰萊夫人的情人》《美麗新世界》《尤利西斯》《達洛維夫人》和《霍華德莊園》等大量現代派小說,不僅在傳統小說中突圍,而且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勢力,一度讓傳統寫作難有立身之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一直到去世,毛姆基本上沒有再寫出重要的作品。一方面是他進入古稀之年,創作力不如當年;另一方面,很可能就是現代派成了世界文壇的主流聲音,他索性歇手不寫了。
進入21世紀,甚至早在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隨着大量普通讀者流失,支撐文學的基礎發生動搖,二三流批評家、文學史家、高等學府的教授感覺到他們大吹特吹現代派作品沒有什麼意思,再鬧下去自己安身立命的文學基礎都會不復存在,傳統作品或說經典作品才漸漸反彈,各就其位。順帶一提的是,世界範圍內,各路批評家都是二三流腦子(主要根據是他們不能創作原著,只能依靠別人的成果說三道四)。像勃蘭兌斯這樣的頂級批評家鳳毛麟角,遠遠低於頂級作家和一流學者的概率。如今世界文壇的創作越來越不知所措,讀者羣體越來越小,二三流批評家難辭其咎。可惜清醒的文人學者不多,沒有下功夫探討這個原因。比如說,對普通讀者來說,批評家們炒作了近一個世紀的喬伊斯的《尤利西斯》只能束之高閣,《月亮與六便士》卻能一口氣讀完,既能看見一個個性鮮明的主人公,又能發現一個象徵主義畫家的原型,收穫是雙重的。因此,在20世紀20年代到30年代英國文壇各領風騷的現代派作家中,毛姆能堅持傳統寫作並取得成功,如今看來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