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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曠世奇才的作品甚至在1985年上海出版的專著《現代英國小說史》中仍然被指責爲“黃色淫穢”並把開禁這本書作爲“當前西方社會的道德風尚已經墮落到何種地步”【1】的標誌。這也難怪,不用說當年,即使是目前,我們許多讀者仍然停留在那個人雲亦云的階段,甚至不少知識分子,十分年輕的大學生,一提起勞倫斯的名字仍想當然地一言以蔽之曰“黃色作家”。
這是個眼光的問題。偏見往往比無知更可怕,此話極是。
當我們無法要求大多數非文學專業的人去一部部精讀勞倫斯作品而後公正對待之時,我們只有對這部家喻戶曉的作品作個“眼光”上的評說。藝術的眼光往往需要靠一個人較爲全面的發展來培養,需要時間。或許隨着時光的推移,隨着文明的進程,終於有一天對這本書的爭議和賞析都成了一種過時和多餘。
當歷史把我們毫不留情地置於一個尷尬的敘述語境中時,我們只有毫不尷尬地直面歷史。
1984年筆者完成了國內第一篇研究勞倫斯的碩士論文時,國內還沒有勞倫斯作品的譯本(只有個別短篇小說的譯文,勞倫斯只是被當作一般的現代作家被人介紹),這個領域還被認爲是禁地,因爲他在非學術領域仍被看作“黃色作家”。20世紀80年代後期勞倫斯作品開始大量出版,便有了三五成羣突擊搶譯勞倫斯作品的壯觀場面。20世紀30年代的舊譯《查泰萊夫人的情人》重印上市後,黑市竟出現高價搶購的熱潮。
在這種尷尬的閱讀環境中解釋勞倫斯的這部最有爭議的小說,頗令人生出滑稽感。
稱之爲廢墟上生命的童話,是一種久經考量的體認——是理性認識與情感體驗交織積澱的結果。我無法不這樣認爲。
小說伊始,即是一場浩劫之後的一片廢墟。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滿目瘡痍的象徵,更是大戰後人之精神荒原的寫照。
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了野林子和林中木屋,裏面發生了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的生命故事,一個復歸自然的男人給一個尋找自然的怨婦注入了嶄新的生命,這怨婦亦煥發出女人之本色,喚起了這個近乎遁世的男人身心遙遠地帶無限的溫情,激發出他身上近乎消失的性愛激情。他們在遠離工業文明的地方體驗着自然淳樸的愛情,體驗着創造的神奇,雙雙獲得了靈與肉的再生。浪漫而美麗,不乏烏托邦色彩,簡直是一部成人童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