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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倫斯生前好友理查德·奧爾丁頓曾長期從事勞倫斯作品的編輯和評論工作,他說過,這本書根本算不上一本性小說,因爲它其實是“關於性的說教……是一種‘精神戀愛’”【2】。中國文豪林語堂早在三十年代就指出,勞倫斯的性描寫別有一番旨趣:“在於勞倫斯,性交是含蓄一種主義的。”【3】這真是一種林語堂式的“會心之頃”的頓悟。時至今日,普遍的研究認爲,勞倫斯對性持一種清教徒的觀點:“他之所以常常被稱作清教徒,就是因爲他認爲性是生命和精神再生的鑰匙,也因爲他認爲這是極爲嚴肅的事情。”【4】1960年倫敦刑事法庭審判這本書時,文化學家霍嘉特就特別說這書“講道德,甚至有清教之嫌”。此言令檢察官困惑不解,轉而問詢文學家福斯特,福斯特抑揚頓挫地回答說:“我認爲那個描述是準確的,儘管人們對此的第一反應是覺得自相矛盾。”【5】看似如此的矛盾,造就了勞倫斯這部小說之性宗教的特質。因此,霍嘉特在他那篇具有歷史意義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1961年版序言中稱這本書是“潔淨、嚴肅的美文”。“如果這樣的書我們都試圖當成淫穢書來讀,那就說明我們才叫骯髒。我們不是在玷污勞倫斯,而是在玷污我們自己。”【6】
查泰萊爵士因傷失去性能力,本值得同情。但他的內心十分冷酷,對工人蔑視無情,對夫人康妮感情冷漠。他認定礦工只是工具,非用鞭子驅使不可。康妮只要能爲他生個兒子繼承他的事業和爵位就行,至於同誰生育,他倒不在乎,但絕對要求孩子的父親來自上流社會,以不辱查家門楣。同他在一起,康妮雖生尤死。
正因此,當康妮遇上一身質樸但情趣脫俗的獵場看守麥勒斯時,便自然流露出了女性的軟弱與柔情;備受失敗婚姻折磨和工業文明戕害的麥勒斯也立即情動於中,雙方情色相生,一發而不可收,演繹了一場性愛激情戲劇。麥勒斯與康妮的丈夫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他是一個根植於自然、富有生命活力的“下等人”;雖然他受過教育,但厭惡了他認爲腐朽的文明生活,選擇了自我流放,自食其力,寄情山水。
令人深思的是勞倫斯對現實的選擇:他選擇了森林爲背景,選擇了一個獵場看守而不是選擇他情感上最爲依戀的礦工來做故事的男主人公。獵場看守這種職業的人遊離於社會,爲有錢人看護森林和林中的動物供其狩獵,另一方面還要保護林場和防窮人偷獵或砍伐樹木。這樣的人往往過着孤獨的生活。他們是有錢人的下人,是勞動者,但又與廣大勞動者不同。在勞倫斯看來,這類脫離了俗塵的階級利益、一身儒雅同時又充滿陽剛氣的男人最適合用來附麗他的崇高理想。而從根本上說,礦主和礦工雖然是對立的,但他們是一種對立統一的關係:雙方都受制於金錢、權利和機械。在勞倫斯眼裏他們都是沒有健康靈魂的人。
從《戀愛中的女人》開始,勞倫斯的超階級意識日漸凸顯,在今天看來頗具後現代文化意義:勞倫斯從人類文明進程的悲劇角度出發超越了現代經濟學理論的認知範疇即資本是靠對勞動力的壓榨達到積累。事實上後現代理論認爲,資本是靠對不可再生的自然資源的掠奪“轉化”而成的,勞動力不過是自然的一部分。勞倫斯注意到勞動力脫離自然後的異化特質,同時注意到勞動力在資本轉化過程中主體性的喪失,對工人來說他們經歷的是雙重的異化。而採礦這一行業更是對不可再生的人類資源無情掠奪的最典型範例,在剝奪自然方面雙方都是參與者。礦工的罷工運動不過是在工資待遇上與資本家的對立,這並沒改變其異化的本質。是在與自然的異化過程中,勞資雙方成了對立的統一。勞倫斯從而超越了剝削一被剝削階級對立的意識,實際上揭示的是整個文明進程中資本對人/自然的物化,揭示出對立的雙方都是被物化的對象這樣一個真理。所以儘管勞倫斯對於自己出生併成長於斯的礦工階級在情感上萬分依戀,稱礦工是這世界上唯一令他感動的人,甚至稱之爲那是他的“家”,但他在理智上卻選擇脫離他們。有產者的冷酷無情與無產者的萎靡無奈都是文明異化的不可救藥的產物。(勞倫斯的有關論述詳見其散文《還鄉》、《諾丁漢礦鄉雜記》和《我算哪個階級》等。
在資本主義工業文明如日中天之時,勞倫斯憑着其對人/自然的本能關愛,憑着其天賜的藝術敏感,觸及到了現代文明的種種弊端和疾病症候,其作品在後資本主義時代愈顯功力,無怪乎他被稱爲預言家。他的作品也因此跨越了寫實主義、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三個階段而成爲文學的常青樹,真是難能可貴之至。一個窮工人的兒子能達到這樣的藝術境界,除了造化使然,後天的生活經歷和精神砥礪亦是關鍵——生活在骯髒的工業文明與田園牧歌的老英國的交界地帶,出身於草根備受磨難,但藝術天分促使他孜孜以求,吸取的是其時代最優秀的文化,從而他的寫作超越了階級出身和階級仇恨,探究的是超然的真理。而他這樣遊走在各種文化羣體之間的邊緣作家本身,就是後現代主義文學研究所關注的話語上的天然“差異”者、意義的“顛覆”者和“消解”者。所以說,勞倫斯文學的魅力愈是到後資本主義時代愈是得到彰顯。
勞倫斯試圖創造一個文明與自然之間的第三者,這就是麥勒斯。在此勞倫斯超越了自身階級的侷限,用道德和藝術的標準衡量人,用“健康”的標準衡量人的肉體和靈魂,才選擇了麥勒斯這樣的人作自己小說的英雄。而森林在勞倫斯眼中象徵着人與自然本真的生命活力,更象徵着超凡脫俗的精神的純潔。而森林中萬物的生髮繁衍,無不包孕着一個性字。勞倫斯選擇了森林,選擇了森林裏純粹性的交會來張揚人的本真活力,依此表達對文明殘酷性的抗爭。
勞倫斯真是用心良苦,也真是書生氣十足。他創造的簡直是成人的童話!他纔是“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呢。是的,勞倫斯是在廢墟和瓦礫上激情高歌的詩人,將全部的悲情化作溫情,給人以信心。郁達夫在勞倫斯逝世後不久就讀了勞倫斯的作品,他英明地指出:勞倫斯是個積極厭世的虛無主義者。此言極是。所謂厭世,自然是面對洶洶人世表現出的超然與逃避;所謂積極,當然是在看破紅塵的同時依然頑強地表現出對人類的信心。於是勞倫斯選擇了麥勒斯這樣孤獨隱居但性力強健的男人作他的理念傳達者。這樣的男人與世界的結合點只有自己最爲本真的性了,他只與脫離了一切塵世醜陋的女人之最本真的東西接觸,這就是超凡脫俗的性,與鮮花、綠樹、鳥禽一起蓬勃自然地在大森林裏生髮。誰又能說,麥勒斯不是一棵偉岸但又柔美的橡樹?一個復歸自然的文明男人,集強健的性力、隱忍的品質和敏感的心靈於一身,對女人和自然界的鳥獸花表現出似水柔情。郁達夫,中國只有郁達夫才能在勞倫斯剛剛逝世不久就做出了一個這樣透徹的判斷。
一個要擺脫代表死亡與墳場的丈夫的鮮活女人遇上了麥勒斯這樣一個卓爾不羣迴歸自然的理想主義男人,在童話般的林中木屋裏自然而然相愛,演出了一幕幕激情跌宕的生命故事。小說字裏行間盪漾着的生命氣息,幻化成大戰後廢墟上人性的希望祥雲,富有強烈的藝術衝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