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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他在1925年和1926年最後回故鄉兩趟，看到英國中原地區煤礦工人的大罷工，看到生命在英國的萎縮與凋殘。他終於失望而去，徹底與陰鬱冷漠的英格蘭告別。待他再一次回到他生命所繫的意大利，在那裏，陰鬱的故鄉與明麗的意大利兩相比較，兩相沖撞；在那裏，他以羸弱的病體考察了意大利中部古代伊特魯里亞文明的墓葬和完好如初的彩色壁畫。伊特魯里亞人充滿血性的性格、自由浪漫的生活方式、對神靈的虔誠膜拜、對死亡的豁達，這些與基督教文明下人的物慾橫流和人性的異化產生了鮮明的對比。勞倫斯深深地迷上了羅馬人之前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意大利人真正的祖先伊特魯里亞人：“苗條、優雅、文靜、有着高貴的裸體，油黑的頭髮和狹長的腳板。”【11】意大利的現實和遠古都感召着勞倫斯心嚮往之。於是，潛隱心靈深處多年的小說主題終於得到戲劇化，終於附麗於麥勒斯和康妮兩個生命的陰陽交流之上。這就是《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一本生命之書，一首生命的抒情詩。
黑馬
1993年1月5日
2004年7—10月改寫
2009年3月修訂
特注：
我曾在英國的電視文獻記錄片裏看到過1960年這本書在英國解禁後讀者們排着長隊在街頭購書的壯觀情景，那是我出生那年的離我萬里之外的倫敦街景。那時我憧憬着某一天在中國人們購買我的譯本時的場景，但我知道那個時候的中國讀者絕不會轟轟烈烈地排隊買書。人們只會帶着幾分嘲弄的笑容，隨便買上一本，當成一個特殊時代的古董買回去，邊看邊說：“真邪門兒啊，人類怎麼會幹出這樣的蠢事，把這麼虔誠的書禁了這麼些年！”
我能順利地翻譯這本世界名著，首先要感謝上世紀80年代湖南出版社重印的20世紀30年代饒述一前輩的譯本。饒先生的譯本啓蒙了各個不同時代的中國讀者，功勳卓著。雖然當初最早讀這本小說讀的是英文版，但真正讓我讀得酣暢的還是饒先生的譯本。因爲在20世紀80年代曾忘我地惡補了一陣子郁達夫等中國現代作家的文學作品，所以對饒先生譯文之明顯的20世紀30年代白話文體並不感到隔閡，甚至覺得20世紀30年代作家文雅的散文語言風格應該得到後人的傳承。因此我很是服膺饒先生精湛的文字造詣，也豔羨饒先生對英國人生活了解的透徹，這體現在其譯文遣詞造句的細微處，若非勞倫斯的同時代人並體驗過真正的英式生活，是不會用詞如此準確的。我爲我們國家在勞倫斯謝世不久就出版了這樣的優秀譯文感到驕傲。70年後當我復譯這本書時，我感到我是同時在向勞倫斯和饒先生這一中一外兩個良師討教，我甚至似乎看清了饒先生的身影：一位身着藍布大褂，戴着金絲邊眼鏡，灰色的長圍巾甩到後背上的教書先生。從當年的譯者前言看，饒先生是在北京翻譯的這本書。但願他也是住在南城的某個衚衕裏，如西磚衚衕或南半截衚衕，或許也經常在我家附近的紹興會館、湖南會館及法源寺門前散步溜早兒吧。但願我的想象與現實吻合。我完成了這部譯文，想法子尋找饒先生在北京的萍蹤，但終於未果。我真的爲此遺憾，這樣一個有着特殊稟賦的文化人，怎麼就在祖國的大地上蒸發了呢？怎麼連他的後人都無影無蹤了呢？我真想找到他的後人，甚至寫一本他的傳記。我在等待上天的恩賜，把他和他後人的消息賜給我，讓我開始做一件特別有意義的工作吧，蒼天助我！在我找不到他之前，我只能憑着想象把他虛構進我最新的長篇小說中去，或許這是身爲小說作者的特權。
我要特別感謝2001年在勞倫斯的母校諾丁漢大學勞倫斯研究中心的留學經歷，感謝勞倫斯學教授約翰·沃森的開導和點撥。基於認同沃森教授對這部作品的解讀，在翻譯時特別注意譯出原作的“諷刺意味”。至今對沃森教授在課堂上用十分戲劇性的語調朗讀本書開始一段的情景仍記憶猶新，雖然沒有錄音（萬分後悔，不曾向先生提出錄音的要求），但他的表情和語調永遠準確地刻錄在我記憶的磁帶上了。而在這之前我一直認爲那第一段是正劇筆調。是沃森教授的話改變了我的認識。因此我慶幸自己是在赴英倫“取經”後才領命翻譯，否則認識上的差異會導致譯本風格的偏差。我希望我用中文忠實地傳達出沃森教授啓發我理解的勞倫斯風格——當然我相信那就是勞倫斯原著的風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