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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老愛爾蘭人在爲猶太好小夥子當家，中斷他和一箇中國女子的密切關係。美國的人等分明，猶太人屬於下三等，上大學都要把“寇恩”、“伯格”、“斯坦”之類的姓氏改成“沃克”、“格曼”、“庫勒”之類（前幾個形式是較有代表性的猶太姓氏，後幾個爲英國、北歐、德國姓氏）。否則排猶的名牌大學就不會錄取他們，成績優秀，會馬球、網球加鋼琴、小提琴也沒用。儘管如此，猶太人等級還是在中國人之上。唐納德也許忘了，愛爾蘭人在英格蘭人的眼裏，相當於白皮膚的黑人，低劣得只配去做管家、廚子。
我掛下電話。假如搭電車從我學校到診所要一個小時。這時離他下班還有半小時。來不及了。有個辦法是直奔虹口，在他回難民大宿舍之前截住他。我算了一下路線，便叫了一部黃包車。七月底的上海，一場暴雨使虹口的許多街道成了瘟臭的蘇州河支流，孩子們坐在四腿朝天的板凳和桌子上進行水上狂歡，死貓死狗死老鼠在溼漉漉的陽光裏漸漸肥胖。每個下水道入口，一圈圈烏黑的漣漪翻上來，城市吞下太多污穢，此刻上吐下瀉。黃包車走不下去了，把我撂在舟山路口。
我學前面那個郵差，把脫下的鞋夾在腋下，蹚進沒膝的污水。郵差把自行車泊在街口，扛着大郵包，挨門送信。曾經的小東京現在讓難民變成了小柏林、小維也納、麪包店、咖啡館、香腸鋪，一個小極了的菸紙店，居然改成了“維也納”理髮店。我跨進用磚和木頭搭起的“水壩”，發現理髮店的水剛剛被舀出去，老地板泡得很透，快發芽的樣子。理髮師告訴我住大宿舍的難民全搬了，因爲倉庫地勢最低，灌了暴雨成了游泳池。我問他是否知道兩百多號難民搬去了哪裏，他說無非是另一個大倉庫。謝謝上帝，他因爲理髮手藝沒有落魄到跟幾百人做室友。我說那就完蛋了，不可能找到那個庫房了。正好上門送信的郵差用洋涇濱英文說：那麼問問我呀！沒有我找不到的地方！
這個郵差的爸爸就是郵差，比一張虹口地圖還好用。不一會兒就給了我另外幾個庫房的地址。
我走出舟山路，用手絹擦乾腳，穿上皮涼鞋。這時有個人站在十字路口，看着越南交通警耍指揮棒。其他行人亂哄哄地過了馬路，他一人還在等。
我站在一棵懸鈴木樹後面，看他終於讓指揮棒給放行了，朝馬路這邊走來。
他的西服搭在胳膊上，襯衫袖子擼到胳膊肘，不疾不徐地邁着步。在他以爲沒人注意他的時候，他就有了一副典型的猶太面孔，一雙悲愁的眼睛，眉毛垮塌，眉弓形成的陰影深得十分刺目，嘴巴呢？嘴巴讓你覺得他什麼都吞嚥得下，什麼都忍慣了。在別人的國土上，能少說一句就少說一句，禍都是從口出的。難道我們不也聽着同樣的警言走過童年、少年？
他眼睛一亮；我突然出現了。他上來抱住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