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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恩先生總是言歸正傳，問我父親做什麼工作，母親怎樣。父親去了內地是否談到內地的生活狀況，母親去世後我由誰教養。在寇恩家裏，沒有寇恩夫人教養孩子，一切不可設想。
彼得把母親端來的茶放在我旁邊的小桌上，小桌是中式高几，或許是他們房東連同房子一塊出租的。我在緊張的問答中顧不上打量房間佈置，再說一個女子眼珠亂轉，賊溜溜地打量別人的家不太像樣。所以我抬一次眼睛，儘量觀察一個局部：窗簾——蕾絲邊，白色的底，白得透亮純淨。（彼得告訴我，他母親說，不能把白色的東西洗得雪白透亮的人是不配用白色東西的。）窗下的長沙發，薑黃色地子帶咖啡色方格，非常舊卻非常乾淨。這房裏的每件紡織物似乎都跟窗簾一樣，動不動就給寇恩夫人放在水裏泡過，又放在搓板上搓了搓。我回答寇恩夫人偶然的提問時，看見她坐的單隻沙發是一色的，淺咖啡色，扶手上有個洞，一定是前主人在上面抽菸打瞌睡燒的。雖然都是舊傢俱，但色彩搭配得極其協調，處處留着女主人煞費心機，辛苦而饒有興趣建設的痕跡。寇恩夫人背後的牆角，摞起一摞皮箱，上面蓋了一塊白色檯布，擺了一個小座鐘。他們一家住在難民大宿舍時，皮箱和其他難民的行李堆放在露天，上面不過蓋了一層油毛氈，取出來時，箱子裏外都是綠黴。
趁寇恩先生又問了我一句話：你父親的肺病是幾期？我把臉轉向他，目光把他虛掉，去看他背後的酒杯櫥，上面擺着彼得弟弟的照片。大衛死前沒照相片，這張放大的照片是他十五歲騎術隊證件上的。彼得告訴過我，大衛留在奧地利的太多了，他的馬、狗、鴿子……
我眼皮一垂，看見酒櫥的一隻“老虎腳爪”殘廢了，墊了一塊木頭，漆得顏色儘量和酒櫥原體靠近。這隻酒櫥大概是從一個英國人家買的。許多英國人在太平洋戰爭開始前把家當三文不值二文地擱在馬路上拍賣。現在這隻酒櫥殘了一隻腳站在這屋裏，也是君臨天下。我估計它的腳是從陽臺上往下吊時碰斷的，因爲又窄又曲折的樓梯根本不容它上來。
我把寇恩先生的提問全回答了，但是我無法判斷自己是不是話太多，因爲我思想不集中的時候往往是有用沒用的話都說。我腦子裏的畫面是寇恩夫人指揮着由寇恩父子組成的人體吊車，把逃亡的英國人的舊傢俱和這個酒櫥搖搖欲墜地吊上三樓，而我嘴裏彙報着我父親如何在他朋友的介紹下到了雲南，在西南聯大謀了一份職，又是如何跟其他五個教授合住一個破廟，染上了其中一個人的肺病。我談到國民黨如何不是東西，派人監視教授和學生們的言論，像我父親這樣言論過多的人被校方多次警告。國民黨的貪污、腐敗令我父親作嘔。他每天配給的兩餐粗米飯常常被他省給同事，他自己常常打獵、捉魚，所以還沒有像其他教授那樣處於飢餓邊緣。我大概從我父親又扯到了他信中談及的貨幣貶值，多少次國民黨的金融措施遭到我父親的挖苦，強制控制糧、油、棉價格使民衆信心一垮再垮，而奸商鑽空子的機會越來越大，因此囤糧和囤油的無恥之徒從中國腹背又插一刀，說到這裏，我突然沒話了。
你一定常常經歷這種時刻，一個人在誇誇其談中已經丟掉了所有聽衆，他一閉嘴就發現死寂的大門立刻緊閉，把他關在門外，他似乎再也無指望去敲開這門扉。我和彼得父母，以及彼得，就處在這樣的時刻。誰都想打破死寂，可一時間誰也無法打破。
這時我聽見彼得的妹妹在和一箇中國人說話。兩個人都將就着對方的語言，說着馬桶不通的事。
然後寇恩小姐進來，對母親說了句德語。不用懂她的德語，你也明白她在抱怨那個中國人。你更懂她對中國人的不屑和厭煩。寇恩夫人用德語回答了一句什麼，寇恩小姐不情願地走到酒櫥邊，拉開一個抽屜，從裏面拿出幾枚零錢，我慢慢理解寇恩夫人的話是：那麼就給他點錢好了！
